我的學習歷程是從我父母親的家教開始，從小時候起，我就一直生長在一個美好甜蜜的家庭。我的父母親都很慈祥，他們的「鶼鰈情深」是我們子女的「愛的活泉」，他們教育兒女很特別，從來不用打罵教育。雖然我們從小就很皮，但是父母親從來沒有打過我們、罵過我們。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當中，家庭教育很重要，特別是父母親的身教言教更是如此。家父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特性是品德要好，第二是身體要好，能夠學問好當然不錯，不好也沒關係。我們陳家在高雄縣旗山鎮，算是小有名氣，我的伯祖父曾做過旗山區區長，家父在四十三歲就當了高雄縣的第二屆縣長，他是當年全臺灣考評第一的縣長。他雖然在地方自治活躍數十年，但是他一直要我們做一個「平淡、平凡、平實」的人，這三個形容詞在我的歲月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教導我做一個平凡的人，生活要平淡，做事要平實。平凡才能良善心謙，平淡才能無欲而剛，平實才能造福人群。家父在高雄縣當完縣長以後，由糧食局局長李連春先生聘任為台南糧食事務所所長，然後到高雄市政府當陳啟川市長的主任秘書。因為當時的一些謠言就黯然下台，他在旗山中學擔任教職的那段歲月相當辛苦，但是他還是樂觀積極地教育八位兒女。
後來，他受當時內政部部長徐慶鐘先生之邀請，到內政部擔任總務司長。可是好景不長，他在民國五十九年，得了稱作鞏皮病的膠原症。當時的主治醫師曾文賓教授評估，大概只賸半年的壽命，雖然他傷心地寫遺書給我們子女，但是為了扶養已經失去母親的子女，他憑著堅強的意志，風雨無阻的運動復健來勇敢地活下去，而且一直活到七十九歲才逝世。晚年的時候，他常常到榮民總醫院的蝴蝶俱樂部（膠原症病友會）演講，鼓勵病友要堅強，從不放棄希望。我爸爸在一輩子的歲月當中，親身示範我們子女要「有恆心、有毅力、有鬥志」，而且要「知命、樂觀、豁達」。我還記得小時候，家父常常教我們唱一首「Fight！Fight！Fight！（奮鬥、奮鬥、奮鬥）」的歌。在我爸爸起伏坎坷的一生歲月中，他始終給我們子女學習到很好的生活榜樣。
我媽媽是一個很能幹的企業家，從凱仁托兒所、凱仁幼稚園、凱仁圃學園、東安市場、東安戲院，都是她一手在台南市經營出來的。民國五十年，家母在台南而家父在高雄工作，八七水災那一天早上，家父陪家母到高雄市公路總站搭車回台南。因為大雨成災，一眸澤國而有路無車，他們倆只好相攜跋涉回家，路上想到家裡小孩還沒有吃早飯，就到「甘仔店（雜貨店）」買了一斤雞蛋。兩人走著走著，一不小心就滑倒在地，所有的雞蛋都掉落破碎了。在這最慘淡的時候，家父並沒有因此灰心喪志，他仍然保持達觀和堅韌，更重要的，他能夠自己反省，甦生再起。從我爸爸的氣質典範中，我們所有的小孩都學會怎樣維持一顆善心，怎樣努力奮鬥，不要被逆境惡運打倒。最近立法院王金平院長請我跟弟弟一同吃飯，他提及高雄縣還有很多人記得老縣長。我聽了很感動，如果我死後十多年，還有人記得我，我就是一個成功的人，家父母確實是我們子女衷心感恩敬佩的成功者。
我太太羅鳳蘋（暱稱蘋蘋）一直是我的最佳拍檔，我們兩個就是以父母親為榜樣，我們希望兩人「情是天長地久，愛是永不止息」，這張照片是我們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拍攝，九九久久，很圓滿!蘋蘋和我經營我們的小家庭，也常常學習家父和家母，蘋蘋常說我比不上家父的包容和耐心。除了來自雙方家庭的潛移默化而外，我們夫妻兩人都信仰天主教，基督信仰讓我們的小家庭得享平安喜樂。可是在教養子女方面，我比家父家母差太多了，小孩不乖的時候，我常常會生氣、不耐煩、沒有愛心，甚至於罵他們，但是我爸爸媽媽從來沒有打罵，也未曾說過我們一句重話。家母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婦女，以前沒有電視，只能收聽電台的廣播劇，我媽媽常常一面聽廣播劇的感人故事，一面擦眼淚。曾經有人來家裡賣白玉觀音，自稱家裡很窮，又有人得重病，只得把祖傳的白玉觀音賣給家母，當時賣價不便宜，我媽媽二話不說就買了！後來親戚朋友都說家母被騙了：「這是大理石，怎會是白玉觀音？」我媽媽說：「如果她真的是需要幫忙，為什麼不幫忙呢？」我媽媽在教育我們的時候，是很有愛心和耐心的。這張是我們全家福的照片，我二姐當時正在唸政工幹校的音樂系。她一畢業沒多久就被派到金門去，剛好遇到八二三砲戰，我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可是從來沒有後悔過讓她的女兒作自己的抉擇。我二姐是在國軍軍艦被中共打沉，青年學子紛紛投筆從戎的「復仇艦運動」期間入伍的。我大哥是中正理工學院畢業，也是我們家的第二位職業軍人，這在當時的臺灣人家庭是很少見的。我爸爸媽媽是很開明的父母，他們讓孩子們有充份的自我發展，相當尊重子女自我的選擇。
小時候，我相當任性，記得有一次家境正窮困的時候，堂姐幫我送便當到前金國小，稍微遲到了些，毛躁的我等不及便當，就氣得回到教室，下課回家之後就賭氣不吃晚飯。我爸爸並未責罵我，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才單獨找我問道：「你昨天為什麼不吃晚飯，嘔什麼氣呢？」我回答他說：「便當送太晚了，我沒有中飯吃，所以就生氣不吃晚飯。」我爸爸說：「你怎麼不到福利社去買東西吃呢？」我說：「我沒有錢啊！」我們家那個時候經濟狀況很差，我爸爸卻拿了十塊錢，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零用錢，對我說：「你就拿著當零用錢吧！」我立刻愧疚萬分，哭著把錢還給家父，父子兩人相擁而泣，至今我仍然為自己的蠻橫任性深感後悔。我父母親和子女之間的互動融洽，就憑著他們無限的包容和愛心，我們才可以在祥和喜樂中成長。
我們家不只是我調皮，我的弟弟陳建德也很調皮。他小時候不太喜歡唸書，不但初中聯考沒有考好，高中聯考也考得不理想，後來考上臺大也不太認真讀書。但是，我爸爸對待他這個不愛唸書的小兒子，和對待我這個功課好的二兒子，完完全全一樣。從這樣的家庭栽培出來的小孩，自然充滿自信和理想。父母親對我們確實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和德弟兩人並未令他們失望，可惜他們並沒有看到一生盼望的開花結果。這是我跟阿德在一九九六年共同領取傑出人才講座的合照，我們很感激李遠哲院長的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給予我們的肯定。我和小我兩歲的弟弟，都是在四十七歲獲選為中研院院士，這張是二ｏｏｏ年我們兩對兄弟夫婦檔在中央研究院拍攝的照片，我相信我父母親在天之靈一定也會相當欣慰有子若此。在座的各位同學，我相信你們的父母親對待你們，就像我的父母親對待我們一般，一樣的包容、一樣的盼望、一樣的相信、一樣的忍耐。真的就是這樣，只是各家父母表達的親情有所不同。今天你們回去，一定要跟你的爸爸媽媽說你愛他們。
我小學的時候，唸書滿愉快的，熱愛自然，逍遙自在，無憂無慮，成績都名列前茅。我的快樂童年是在?山市農忙幼稚園、台南市勝利國小和高雄市前金國小渡過。不過我也喜歡看漫畫書，幾乎所有漫畫書都看，我爸爸還買漫畫書回家給我們和同學們分享，像是＜漫畫週刊＞＜東方少年＞＜學友＞等，這些書我們家有好多好多。我在小學畢業後，不必參加聯考，直接被保送到高市二中，我在初一唸書也滿順的，唯一的遺憾就是初一曾經得到全年級第一名，可惜因為初二轉學到台北市立大安初中，所以沒有拿到那張獎狀。初一導師莊銘輝是我很敬愛的老師，他教我們國文課，我的作文深受他薰陶。就讀大安初中的時候，我的英文跟不上同學，深深感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壓力。我初二的導師，王如金老師，生物學教得很好。他現在在成功中學，他讓我對生物學產生很大的興趣。初中畢業後，我順利的考上建國中學，但在建中好像沒有特別認真唸書，我們的校長崔德禮先生是很開明的師長，給同學們很自由的學風，我們常常說自己是狂狷之徒，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我們常常在課外活動上玩得很帶勁，各項運動項目也很積極參加。我爸爸從小就喜歡帶我們慢跑，我在建中的時候，曾經得過三千公尺是第五名，在臺大大一的時候，我更得過五千公尺金牌和一千五百公尺銀牌，這是在建中鍛鍊出來的成果。
我在考大專聯考的時候滿緊張的，數學才考十分，蘋蘋大專聯考的數學考得比我好很多，所以我們家的帳，一直都是她在管理。當年的生物學考的複選題，我都誤以為是單選題，成績大受影響。幸好還考上了臺大森林系的森林經營組，也因此養成了我愛爬山的習慣。因為一進臺大就決心要轉系，我讀森林系滿用功，得到大學四年唯一一次的書卷獎，蘋蘋得書卷獎的次數也比我多！我大二轉唸動物系，系裡真是人才濟濟，像羅竹芳老師就是其一。我在大學的時候，課餘時間都是在校內和校外的社團當孩子頭，大一暑假參加了天主教「小小公園營」的活動，我們一群大學生接受團體康樂活動的訓練之後，就分散到台北市各公園裡帶小朋友暑期活動。劉浚明和蘇丁福兩位森林系的同學，也常常到公園來幫忙。在這樣的活動當中，我們學習了怎樣跟別人溝通，怎樣關心別人。公園營裡的小朋友，很多都是家境貧困的小孩，我們利用整個暑假跟他們在一起，讓他們確實學習到怎樣彼此互助、彼此接納。
我很謝謝動物系的老師們的教導，那時候的老師可都是一時之選，每位都有專精，上課也都很精彩。影響我特別大的就是黃仲嘉老師，他教授的遺傳學，最令我著迷。我會選擇遺傳流行病學的專長，他的啟蒙相當重要。黃老師是一位很嚴肅認真的學者，也是一位謙謙君子。我在課程講授時常常翹課，但是實驗課程我從來不缺席，每一個實驗我都很認真做，學習怎麼樣手腦並用，而且每一實驗步驟一定都好好完成。這些動物系的課程，奠定了我後來研究生物醫學的基本知識和經驗。有一次我跟林瑞萍老師說：「我是在十九歲跟您學了動物技術方法，直到三十九歲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室重新用到它，但是卻毫不生疏。」各位現在修習的許多課程好像很古板無聊，而且索然無味，可是對於基礎紮根相當重要。
大二的時候，我參加了新創的慈幼會，也當了慈幼會的幹部，並且在慈幼會認識一個很好的女朋友，也就是今天在場的蘋蘋。慈幼會的同學們都很有愛心，很樂於去照顧關懷需要協助的人，我們每週定期到孤兒院、教養院去，我們和孤兒院小朋友分享快樂而充實的時光，我們做他們的免費家教、幫他們治療頭蝨、和他們一起包水餃、帶他們去郊遊。認真當學生社團幹部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定會補考。我大三那一年，生物化學被「活當」必須補考。我記得補考是在體育館舉行，我一進去，頓時心情輕鬆了許多，因為各學生社團的重要幹部通通在裡面補考，所以不會覺得補考太丟臉。我在大四當了登山社社長，當時臺大登山社社長大多數是大四的「老骨頭」。那時候我們登山社社員大約有一千人，幹部有五十人，是臺大最大的社團。我當時曾經得過臺大畢聯會的第一屆學生社團負責人獎，聽說第二屆沒錢就沒再頒發了，我也成了唯一一屆學生社團負責人獎的得獎人。我擔任社長期間，也被青年救國團選為臺大優秀青年代表。參加學生社團活動可以結識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像吳英璋、黃榮村、葉金川、李焜耀、林能白都是登山社的成員。在登山的活動當中，大家彼此分工合作，彼此分擔重擔，彼此互相提攜，很容易養成一同工作、一同成長的默契。在山上的日子，彼此沒有隱瞞，真性情表露無遺。當時登山社的校內活動都在普通第二教室舉行，普二很難記，有人就在黑板上寫一個英文「POOR（貧窮）」，表示我們是人窮志不窮而刻苦耐勞的社團，以poor形容我們這群愛登山的野孩子也很傳神。普二的故事，是培養堅強體魄、增進深刻情誼的故事。如同登山社社歌所講的：「大自然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的心地像太陽一樣磊落明亮，意志像岩石那樣堅固剛強，活力像松柏那樣勁拔青蒼，情誼像不枯的泉水永遠不相忘，抱負像雄偉的堡壘矗立在臺灣的高山上。我們是自然的追求者，誘惑打不動我們的心，打擊不能使我們退縮徬徨。」我們已畢業的登山社社員還組織了伙伴谷，彼此聯誼並登小山，我們這些老搭檔、老伙伴碰面時，都很珍惜當年的山胞歲月。
畢業那一年沒有考上臺大生化科學研究所，只好去當預備軍官。沒考上研究所的打擊，使我發憤圖強，把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華特生所寫的一本書Molecular Biology of Genes＜基因分子生物學＞，利用當兵的空閒時間翻譯成中文，很可惜沒有人要幫我出版這本譯著，整本手稿只好束之高閣放在家中孤芳自賞了。退伍後，我考上臺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啟蒙我流行病學的是林東明教授，他可說是當時公共衛生研究所最獨特的老師。他的教學方法是名符其實的蘇格拉底教學法，或稱助產士教學法，他常常在課堂上提出一些問題，問同學說：「答案是什麼？」大家輪流作答時，他只會指定：「next(下一個)」，等到全班都講完答案以後，我們就問他：「老師，標準答案是什麼？」他竟回答說：「I don’t know（我不知道）」原來老師也沒有標準答案，竟讓我們思考回答了半天。林教授的好意是要激發我們從各種角度去思考，做任何學問，思考是最重要的，沒有很好的思考推理和邏輯判斷，是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學問。-
林家青老師跟徐澄清老師，是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我大學很會逃課，沒想到兩位老師竟然建議我作國中學生逃學逃課的流行病學研究。我選擇到萬華中學和旁邊的華江女中作為研究的學校，一大早就要去學校記錄學生們有沒有逃學逃課，放學時又再記錄一次，晚上就到逃學逃課的學生家裡訪問逃學逃課的原因。我考上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時候，親戚朋友問我弟弟：「你哥哥讀什麼研究所？」他竟回答說是：「掃廁所的研究所。」對方若有所悟的回答：「喔，公共衛生。」大家一想到掃廁所就知道是公共衛生。親戚朋友接著問：「那你哥哥現在作什麼研究呢？」他回答說：「撲滅蒼蠅蚊子的。」對方竟也回答：「喔，傳染病、流行病學。」其實流行病學是研究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為什麼會得到某種疾病的學問。它是族群疾病型態的描述者，也是病因探討的拓荒者。各位也許會覺得奇怪，逃學逃課也是流行病嗎？實際上任何身心健康現象都是流行病學的課題，也值得用流行病學方法來加以探討。由於大量資料處理的需要，林家青老師教我電腦操作、程式設計、資料整理、統計分析。當時我們用的是王安電腦，資料是用錄音帶儲存的。我記得有些資料重複存取太頻繁，久而久之，資料的存取就會有問題。不像現在用隨身硬碟，存儲量大而且操作便利。電腦科技的進步確實是一日千里，也使流行病學研究更加發達。
公共衛生是透過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從事延長壽命，促進健康，預防疾病工作的一門學問。公共衛生關切的是全體民眾的健康，陳拱北教授經常利用寒暑假帶我們學生們下鄉服務，葉金川教授和張玨教授，是我們當時的助教。家庭計畫是當時公共衛生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是家庭計畫的避孕衛教影片都是兒童不宜的，我們在鄉下服務時，小朋友常常會聚集在實施衛生教育的學校、社區活動中心或寺廟。我們必須把小孩子們帶開作活動，那當然是我的責任，因為我曾經在小小公園營帶過團康。我們大孩子和小孩子都玩得很開心，那個時候小朋友常常叫我：「喂！喂！」我說：「我不叫喂，叫我陳大哥。」大伙們就習慣叫我陳大哥，當時服務隊的另一位大學部同學陳幸勇就叫「陳小哥」，陳拱北教授就成了「陳老哥」。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我們常常強調「下醫醫病，中醫醫人，上醫醫國；下醫醫已病，中醫醫將病，上醫醫未病。」公共衛生同仁們，都很珍視自己的志業，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以全民身心靈的健康促進為己任。公共衛生的社會觀，視社會為一生命共同體。每個人都是生命共同體的肢體，都是葡萄樹的枝葉，都是社會網絡的節點。任何肢體受傷害，其他肢體也會受到影響；任何節點不健全，整個網絡都會受到震憾。像傳染病的預防接種，即是透過每個人的接種，來增加集團免疫力，減少其他人發病的機會。全民健保也是透過風險分攤的設計，讓健康者與經濟優勢者能夠加惠於罹病者與經濟弱勢者。唯有人人身心健全，社會才能安寧祥和。
蘋蘋畢業後就在中華電信公司服務，她的薪水比當學生的我高很多，一直到我當教授以後，我的薪水才比她高一點。在唸研究所的時候，我兼職到元培醫專任教，在朋友的介紹下，翻譯了一本英文書Biological Time Bomb＜無邊的春天＞（遠景出版社），也稍微可以補貼家用。這本書描述生物科技的突飛猛進對人類文明可能的衝擊，它提到記憶丸、快樂散、無性生殖、複製人等可能的生物科技發展，他們究竟會帶給人類永福的喜訊還是敲響末日的喪鐘呢？作者在一九七○年代就有這先進的思想，確實是很有遠見的。我很喜歡這本書，它警告生物革命對人類也許是一個定時炸彈。如果有一個野心家因生物科技而長生不老，他又發展了生物戰劑，發明了末日病毒，人類的未來豈不受到嚴重威脅？這本書給生命科學家一個人文關懷的反省，我們不可以在毫不考慮社會、倫理、法律、文化的衝擊下，毫無限制的發展生物科技。今天發展複製人、人工器官、胎兒腦組織移植，都要考慮社會、倫理、法律的影響。我很感恩有這樣的機會，在年輕的時候翻譯這本書，讓我體會科技的人文關懷。
這本書大概翻得還不錯，所以又應邀翻譯另一本書＜如何消除緊張＞。我從小就很容易緊張，以前我跟弟弟一同上學的時候，常常先準備好出門，並一面催促弟弟說：「趕快啦！要來不及了啦！再不走我就不理你了。」然後碰一聲把大門關上去，我就在門邊乾著急，等得好氣好久，我弟弟才慢條斯理的把門打開說：「喔，你還在啊？走吧，我們上學去。」我們兄弟兩人的個性很不一樣，一個急驚風，一個慢郎中。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緊張的人，所以翻譯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幫忙。這本書是一系列應用心理學的書籍之一，主編是劉凱申博士，後來他成為我的好朋友，不幸於去年在加州柏克萊逝世，令我十分難過。現代文明帶給人類太多的心理緊張和情緒壓力，這本書指導讀者如何消除緊張，增進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質。我也因為翻譯這本書，學習到如何瞭解自己的性格和情緒，學習舒解壓力和消除緊張的方法。翻譯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幫忙，我的英文也因此進步不少。雖然我的書只拿到一份稿費，但是他卻被不同出版社以不同的封面出版了二次，其中一次被列為吳靜吉博士策劃的大眾心理學全集之一，臺灣的智慧財產權好像沒有保障得很好。
碩士班畢業以後，我並沒有馬上出國，而是留下來在研究所當林東明教授的助教。林老師有叫我「陳同學」的習慣，我當助教坐在課堂後面，他偶爾會向學生們說：「啊！你們通通錯了！陳同學來回答一下。」班上的學生們都回頭看我這一位「陳同學」助教。到現在，林教授到我的辦公室，還是會問：「陳同學在不在啊？」我可是林老師心目中永遠的陳同學，我當陳同學已經當了三十幾年，我很喜歡他這樣叫我，很親切！林教授是我的老師當中，發表學術論文最多，學者風格最獨特，個性脾氣最古怪的一位。他有一次問我：「喂！陳同學，大家都很怕我，你怎麼不怕我？」我說：「你還不是最古怪的啦！」他又問：「啊？我還不是最古怪的，還有更古怪的？」我說：「我不敢講。」其實我並不知道有比他更古怪的人，只是安慰他罷了！林老師直到七十歲退休時，還在努力寫論文投稿到國外期刊，真是我的學習楷模。
林家青教授則帶領我進入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畢斯理教授(Palmer R. Beasley)的研究室當兼任研究助理。那時候臺灣醫界的留學有兩種，國外留學和國內留學。國內留學就是到位於臺大醫院內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作研究，因為必須講英文而且設備最先進，像在留學一樣。我很幸運參加畢斯理教授的B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的長期追蹤研究，以期瞭解B型肝炎慢性帶原者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該研究首次以世代研究闡明慢性肝炎B型會誘發肝癌。林東明老師是我們公衛學院發表論文最多的教授，而林家青老師與畢斯理教授刊登在英國＜Lancet＞期刊的一篇論文，則是臺灣所有醫學論文被引用最多的一篇，它也是臺灣B型肝炎防治政策的最主要依據之一。拜本篇論文之賜今天所有新生兒都施打B型肝炎預防針，以預防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
我是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的常敗將軍，我考了四次公費留考才考上。第一次是當完預備軍官之後，報考生物物理學門，生物學考了九十幾分，物理學雖然有弟弟阿德在考前幫我猜對了兩題題目，還是只考了二十九分，所以他氣得要死。兩科總分雖然超過一百二十分的最低標準，可是卻未達到每一科超過四十分的標準，那年生物物理學門公費生因此從缺，達到自費錄取者也只有我自己一人。我在碩士班第一年和第二年都再去報考公費留考，分別考衛生統計和流行病學學門，同樣都未考上第一名（每門公費生僅錄取一名）。我考到第四次的學門是衛生行政，總算考上了。由於優生保健就是當時重要的衛生政策，教育部同意我專攻人類遺傳。接二連三公費留考失敗，我感到很失望，蘋蘋就跟我說：「失敗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你唸得沒有其他人好。」我很生氣，胳臂怎麼往外彎呢？一學門才錄取一個是很困難的。我生完悶氣，痛定思痛寫了一本＜流行病學＞的大專教科書，一個碩士班畢業的初生之犢，竟然大膽地寫了一本流行病學大專教科書。雖然書中的部份資料過時了，但是到現在仍然十分暢銷。在這本書的內頁，我寫了一段紀念媽媽逝世十二週年的兒時對話：「媽媽，過年誰給你壓歲錢呢？」我小時候問。她回答說：「傻孩子，等你長大以後，你就可以給我壓歲錢。」傻孩子是長大了，媽媽?從來沒有享受我們的福氣，我覺得十分遺憾，她是從不打罵孩子，對人慈祥、心地善良、富愛心，而且做事很有遠見的母親，我實在很想念她，所以就把我第一本書送給我的媽媽。
在申請到美國唸博士班之前，記得畢斯理教授就曾與我談過：「你不是醫生怎麼唸流行病學？」我回答：「流行病學有很多不同研究的課題啊！」他質疑我說：「但是你又不會看病怎麼作診斷呢？」我就跟他開玩笑說：「你說我有沒有慢性B型肝炎？」他說：「請我們實驗室的林先生幫你檢驗一下血液，就知道有沒有慢性B型肝炎。」我說：「哈，你是醫生也不見得會知道我有沒有B型肝炎嘛！如果有很好的現代科技和儀器，我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流行病學家。」他一定覺得我這個人想法很特別，也很固執。我沒有醫科背景當時要拿到流行病學的入學許可，是很少有的，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幾乎所有的流行病學系博士生都是醫師，只有我這個動物系的畢業生，信心十足的也選擇這學門作為我的專長。申請書寄出一陣子後，畢斯理教授關心問我：「有沒有什麼好消息？」我回答說：「沒有。」他幫我再寫了一封介紹信給著名的流行病家李連菲德教授(Abraham Lilienfeld)。信函寄去不到兩個禮拜，我就拿到約翰霍普金斯的入學許可。
由於我的統計不錯，畢斯理教授又知道我對遺傳學有興趣，就建議我去唸人類遺傳與遺傳流行病學。那時遺傳流行病學是一科冷學門，幾乎沒有人聽聞過。我在動物系的時候，黃仲嘉老師啟發我對遺傳學的興趣，我也就決定專攻遺傳流行病學。在後基因體時代的今天，人類遺傳與遺傳流行病學成為現代當紅炸子雞，實在是超乎意料的事，我當時並沒有如此的高瞻遠矚。這一個學程，涉及醫學院、生命科學院與公共衛生學院，屬於跨學院的學程，我們系上其他同學修八十學分就可以畢業，我必須修一百六十學分才行，修得我好辛苦。我曾經想少修一些課程，我的指導老師柯恩（Bernice Cohen）教授要我必修生理學時，我回答她：「老師，我在臺灣的動物系已修過動物生理學與比較生理學，到醫學院又修過醫學生理學，我來到Hopkins，為什麼又要再修生理學？」她說：「Do you want your Sc. D.（你要拿博士學位嗎）？」我說：「Sure（當然啦）！」她就說：「那你就在選課單上寫上生理學，要不我不簽名。」我這輩子因此唸了三次生理學。我的生化學在動物系是補考的，到了醫學院，我的醫學生化學修得不錯，但是我到了Hopkins，又重修一次生化學，它是黃秉乾老師講授的，黃教授伉儷兩人都是中研院院士。現在想想，雖然重修了很多基礎醫學課程，我倒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在Hopkins修這些課程，學到了很多新的教學方法，和新的科學新知，和老師們的課堂互動，也讓我學習如何成為好的老師。那時候，我拼命修習很多課程，希望回來臺灣繼續教書能更充實豐富，因為林家青老師特別同意保留我在臺大的助教職缺。
留美第一學年結束時，我們必須考筆試，不久之後，我的指導教授打電話到家裡給我：「Frank（我的英文名）, 趕快來辦公室，你的筆試成績是pass with honor」，那時我的英文實在很破，不曉得什麼是pass with honor，我想大概成績不太好，所以柯恩老師才急著給我電話，我到學校時，每個同學和老師都來和我握手，原來pass with honor就是成績很好，全班四十六位研究生，只有三人考到九十分以上，我的指導教授當然很得意了，她要我到她辦公室，就把門關起來，對我說：「你是得了九十幾分，你的答案通通對，可是你問答題的英文文法，可是沒有一句是完整的」。英文文法沒有一句是對的，倒是答案通通是對的，由此可見我的英文有多爛！
我原本打算要留學長一點時間，可是在博士班剛滿第二年的感恩節，四姐從臺灣打電話到美國，要我趕快學成返國，因為家父在台病得很重，我認為不完成博士學位回臺灣，終會落得一場空。我與蘋蘋兩人懇切祈禱，為了病重的家父抱頭痛哭，也為當時不能立即回國而心急如焚，我也只有快馬加鞭努力拼命，隔年七月我就完成博士學位返台。別人好奇我只花了兩年十個月就唸完博士，速度還真快，其實是爸爸生重病，我必須早點返國善盡人子之責。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是作「華人青少年雙胞胎心臟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的探討」，我的指導老師知道我返國心切，就對我說：「Frank，只要你需要和我討論，我每天下班前一小時都可以跟你討論論文研究的事。」直到現在，我還留著柯恩老師幫我修改的論文初稿，總共有477頁，其中的英文沒有一句是完整的，每句都經過她細心的改正，她每次下班前和我討論研究論文的時候，她的先生就在一旁看書，等她一起下班回家。我畢業的時候，她先生說：「 Frank，這一年是我看書看得最多的一年。」我指導老師的認真負責令我終生感動。我到美國九個月以後，蘋蘋也帶女兒怡如來美國和我團聚，她後來懷孕了，一直在Hopkins醫院給助產士作產前檢查，助產士一直告訴我們胎兒很正常，等到蘋蘋破水送到產房時，醫師才發現胎位不正，可是蘋蘋已經陣痛不已，只好臨時進行剖腹產。醫院要我簽一張同意書，並且要我決定在緊急狀況時，我是要太太還是要小孩。我說我兩個都要，院方表示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你還是得作選擇！感謝天主，讓我魚與熊掌兼得，既擁有可愛的小女兒，又能夠跟我的愛妻蘋蘋兩人攜手並肩，相互扶持到今天。我常說，她有冰冷而堅強的雙手，溫暖而仁慈的愛心。在美國那一段歲月，真的很不容易，如果沒有她幫忙我，很難在兩年十個月拿到Hopkins的博士學位。我這輩子最瘦的身材就是在Hopkins唸書的時候，那段歲月對我來說，是既辛苦又甜蜜，可說是含淚播種，含笑收割的三年，留美前後一年間，我和江東亮教授一起翻譯＜流行病學的概念與策略：因果關係的邏輯＞（Causal Thinking in Health Sciences），這本書是哥倫比亞大學的Mervyn Susser的大作，我們得到她的同意將它翻譯成中文。這本書對於流行病學假說的建立、邏輯推理、因果相關的判定，都有深入淺出的說明，強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重要性。在流行病學的領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均很重要。我從小就愛看推理偵探小說，如＜亞森羅蘋＞、＜福爾摩斯＞等，現在也常陪我小女兒觀賞＜偵探柯南＞。喜歡偵探故事的人，一定會喜歡流行病學。因為它是探討病因的利器，需要偵探般的奇妙推理。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得鼻咽癌和子宮頸癌？為什麼B型肝炎帶原者當中，有些人得肝癌，也有人不得肝癌？流行病學是在訓練一個人探討病因所需要的判斷直覺和迅速推理。
我回到臺灣以後，當時醫學院院長彭明聰院士他是我們高雄縣鄉親，我是旗山，他是橋頭人。我回到醫學院向他報到，他很高興說：「歡迎你回來！」我說：「我已經回到公衛系當老師。」他問：「繼續做助教嗎？」我回答說：「如果你可以聘我作客座助教，我就當助教。」當時，我們每一個人從國外回來的博士都要先當講師一年。因為我是留職停薪的助教，因此是公衛系很資深的第五年助教，彭院長才會開我的玩笑這樣說。我從臺大啟蒙，回臺大服務，因為我喜歡臺大的自由學風。我回臺灣後的教學研究工作，可說相當的順利，我在三十五歲，就升為醫學院的正教授，當時是最年輕的醫學院教授，我也在那年得到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我剛回國的時候，徐澄清老師對我說：「以中山南路為界，東邊的醫學院的同仁，都能夠以醫學研究的優異為榮，西邊的醫院同仁，都是以照顧服務病人為榮。你們公共衛生好像還沒有什麼值得引以為榮。」我聽了很難過說：「不會，公共衛生一定會有足以為榮的成就」。我因此寫了一副對聯來自我勉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一粉筆，一教鞭，在杏壇，仁不改其樂。」我喜歡教書，喜歡跟學生一起研究。在我的人生旅程當中，我的學生也像是我的老師一般，我們一同學習，一同工作，永遠保持很好的互動成長。
有人說我好厲害，很有眼光，我選擇的研究主題都很好。我卻常說「天意莫測」，人算不如天算。慢性砷中毒是我回國後的重要研究主題，但是烏腳病既不是林東明教授的專長，也不是林家青老師的領域，我為什麼會進入砷中毒的研究領域呢？記得有一天，吳新英老師打電話說：「陳建仁、王榮德，你們兩個人到我辦公室來一下！」他告訴我們：「烏腳病研究的經費剩下十萬元，你們每人拿五萬元去做研究，只要和烏腳病有關就可以了。」才五萬元能做什麼？王榮德老師說：「五萬元就給陳建仁一起用好了。」我們只用十萬元作研究就發表了三篇論文，分別刊載在＜Cancer Research＞＜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和＜Arteriosclerosis＞。
當時我到鄉下作研究，有一群學生跟著我去幫忙，我們沒有錢住旅館，就住到義竹衛生所的一間沒人住的員工宿舍，我們把它打掃乾淨，作為研究工作站。我的學生或走路，或騎腳踏車，運氣好的就騎摩托車，出外做家庭訪問，以便瞭解當地癌症發生率特別高的原因。我每一天早上為他們作行前訓練，晚上作訪問難題檢討，每天都要做工作報告。大夥們吃飯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我們沒有錢去大飯店吃，所以我早起做早餐，然後幫學生們帶便當，晚上還要煮晚飯。幸好自己曾在登山社磨鍊過，要不就悽慘了。十萬元的經費，很不容易買菜作飯。此行令我最意外的喜悅是一位衛生所的歐吉桑跑來問我：「喂，少年耶，你的老師在哪裡？」我聽了好高興，原來我很「少年」，他不認為我看起來像老師。買菜買了一個禮拜後，菜市場的歐巴桑都曉得我們很節省，就對我說：「這賣給你便宜一點，麥要緊。」她曉得我們是在做研究的老師和學生。帶領學生一起作田野調查很重要，這些活動教導他們流行病學家就是要踏破鐵鞋，就是要到疫區直接接觸民眾，要探索正確的疾病原因。世界上絕對沒有坐在太師椅上的流行病學家，流行病學就是要深入疫區作田野調查。我們的研究成果發現砷會引起動脈硬化與癌症，因此可以來佐證致癌作用跟致動脈硬化作用有相同的致病機制，＜Arteriosclerosis＞的社論評述我們的論文是「屋角的基石」，十分重要。研究經費的多寡不是決定研究成功的必要因素，最重要的研究成功要素是頭腦的巧思。Watson和Crick發現DNA雙螺旋結構時，用的只是一張紙、一支筆和兩人的聰明才智。
我們的研究成果，一被刊載就深受重視，美國環保署利用它來訂定飲水含砷的安全恕限量。烏腳病是一種慢性砷中毒引起的周圍血管疾病，病人的雙腳在發病早期會因為血液不流通而變黑，更嚴重的會壞疽脫落，患者會感到很疼痛必須切除患部。當時有一些很有愛心的人士到當地去服務，孫理蓮牧師帶著謝緯醫師和王金河醫師到疫區進行免費醫療的奉獻服務。謝醫師是在埔里基督教醫院服務，他每個禮拜四都要帶著護士到嘉義、臺南沿海，為病人動手術切除病肢，謝醫師在他的日記上寫道：「這些人如同行屍走肉，他們過的日子，比麻瘋谷裡的人還不如。」他懷著耶穌基督悲天憫人的博愛，到疫區服務奉獻而不稍歇息。這麼好的醫生卻那麼早逝，有一天中午他開車到二林行醫，他太太叮嚀他可以睡個午覺再趕過去，但是謝醫師回答：「不行，我要趕快趕過去，我早一分鐘到診所，我的病人就少受一分鐘的痛苦。」他因為太疲勞，一面開車一面打瞌睡而撞樹身亡。長老教會的牧師在追思禮拜時說：「謝緯醫師太好了，好到人間不配有他！」謝醫師忙碌行醫還不滿意，他認為：「我就像是一個救生員，在河川的下游看到有人溺水，趕快跳下河裡救他上來，幫他作人工呼吸。剛剛救好一個，又看見有人溺水，我又得繼續下水救人，好像永無寧日。」他覺得：「如果能到河川的上游一看究竟，即會發現有強盜一直把人推到水裡去，只要把這名罪魁禍首給抓走，再也沒有人會溺水了。」這就是預防醫學，如果我們能夠找出引起烏腳病的成因，有效消除病因即可控制地方病的繼續蔓延，謝醫師鼓勵臺大公衛所的陳拱北教授探討烏腳病的成因。陳拱北和吳新英兩位教授發現在烏腳病地區的居民飲用兩種水源，地河井水（又稱深井水）和淺井水。他們發現地河井水含砷量比較高，而且只有喝地河井水的人也才會得到烏腳病。
我們以十萬元為基礎展開了一系列研究，我們發現慢性砷中毒會引起烏腳病、缺血性心臟病、腦梗塞、微循環障礙、頸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等。我們每一項研究發現，都是世界上首次發現的成果。舉例來說，我的博士班學生王致皓醫師，今年在＜Circulation＞（循環系統學門的頂尖期刊）發表的論文，發現頸動脈超音波診斷的動脈硬化盛行率，會隨著飲用水年數、飲用水砷濃度，以及累積砷暴露量的增加而上升，而且都呈現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係。這一篇論文刊登不久，我的一位日本朋友，他是一位毒理學家，在日本醫學報紙上看到我們的論文文摘被登在封面，他還特地給了我一份，王致皓醫師竟在日本出名了！我升教授的論文則是刊登在＜Cancer Research＞和＜Lancet＞，我們領先發現膀胱癌、腎臟癌、皮膚癌、肺癌、肝癌的風險，都和烏腳病的盛行率以及飲用水砷含量，呈現明顯的劑量效應關係。
我們的研究成果被美國的綠十字(Green Peace)環保組織引用，控告美國環保署未能修訂飲水含砷恕限量，以確保美國人的健康。法院判決美國環保署敗訴，被要求在公元二０００年以前訂定新標準。美國環保署為了訂定新標準，找遍全世界的研究論文，在比較墨西哥、羅馬尼亞、中國的內蒙古和新疆、印度、孟加拉、智利、臺灣等所有的研究，發現臺灣的研究最適於作為訂定標準的依據，臺灣資料就變成美國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訂定飲用水含砷量標準的依據。
柯林頓總統在二００一年下台前一天，簽署了飲水含砷恕限量從50 ppb降到10 ppb的法案，孰料布希總統在三月就任後，就認為新標準要暫緩生效，因為科學證據並不夠充份。沒料到他講這句話沒多久，邱弘毅教授，他是我的研究團隊成員，就在＜美國流行病學雜誌＞上發表飲水砷濃度在10到50 ppb之間，已經會增加膀胱癌的危險性。＜Science＞期刊的新聞刊載：「臺灣的研究團隊，再次確認低濃度的飲水含砷量確實會引起健康危害。」布希只好要求美國環保署再作更精確的估計，到了二００一年十月，還是決定採用原訂的含砷恕限量10 ppb，布希雖然再次簽定該法案，但是他考慮到自來水廠更改水源不容易，所以決定於二００六年才要強制執行。
烏腳病的研究讓我體會到，發表世界上最領先的研究成果，感到既興奮又緊張，就像馬拉松比賽跑在前面一樣，看看前面和後面都沒人的時候，就會擔心有沒有跑錯路線。科學家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新發現原來是錯誤的，一世英名也就毀於一旦。當我們發表砷會引起糖尿病、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腦中風之後，大約經過五、六年，孟加拉、瑞典、智利、阿根廷的研究，都有同樣的發現而引用我們團隊的論文。跑在前面的人是有一點寂寞，等到看見有人跟上來才感到驚喜而鬆了一口氣。我們應該以本土的健康問題為題材，利用國際最新的研究方法，確實掌握世界研究的脈動，成為國際一流的研究團隊。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砷中毒危害，如同＜Science＞的估計一樣，可說是環境毒物造成人類健康威脅的最重大事件，比車諾比的核能廠意外事件、印度波帕爾化學廠外洩事件還要來得嚴重。受到砷暴露危害的人，全球有一億五千萬人。今年我應邀到法國里昂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與各國學者共同撰寫一本和砷有關的專書。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臺灣的研究還是最領先，我們從傳統的流行病學研究到創新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我們開拓國際砷研究的新視野，也從學習進步到成為權威。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有很多的醫師、護士、生化學家、檢驗學家、毒理學家等，各式各樣的學者都和我合作，有了跨領域的合作團隊，才能從平凡變成卓越。我們的成功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而是靠團隊合作所凝聚的力量。各位想要做出重大研究的同學，跨領域合作模式是無可或缺的。
在研究砷中毒這段期間我也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的顧問，那時候我們幾個人擠在小小的資訊所頂樓，以及現在的蔡元培紀念館，生醫所大樓落成之後，我被聘為合聘研究員。在我這一輩子當中，最大的「奇恥大辱」就是在生醫所的這段期間。當時的生醫所所長吳成文院士，請了九位國外學者來臺灣作研究員與副研究員評鑑。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組也是要被評鑑的對象，結果我被評鑑的報告書足足有三頁。評鑑報告書的第一段寫道：「陳建仁很年輕就當了臺大的教授，還得過國科會兩次的傑出研究獎，研究成果相當的不錯，是臺灣很好的學者，然而……」接下來就不得了，它寫道：「陳建仁的研究沒有重點、不夠深入，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看了氣得要死，有如當頭棒喝，蘋蘋倒是平心靜氣的勸我說：「你想想看，吳所長花了一百多萬請九名學者來臺灣不是只要罵你吧！難道沒有值得你參考反省的嗎？」蘋蘋每次勸我都很有效用的，因為她都是為我好，我當然得三從四德。我痛定思痛申請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Fogarty國際研究獎到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那個時候評鑑的幾句話讓我一直印象深刻：「臺灣的學者，應該要立足臺灣，放眼天下，要成為國際知名、世界第一」。當時，我也許在國內公共衛生算是數一數二，但是還要更好，還要繼續向上。這項評鑑對我來說是很有用的，我是很贊成評鑑，最起碼對我來說，我是「雖然身受其痛、身受其砭；但也身受其利、身受其益」。的確是這樣，我一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時，分子流行病學開始發展，我以前唸的遺傳流行病學，通通都是做數量分析和統計推論，可是新的遺傳流行病學是和分子流行病學密切結合。我拿了美國NIH的經費，Bernard Weinstein 教授是我的指導者，Regina Santella教授是我的合作者，我們一起發展黃麴毒素的生物有效劑量的分子生物學測定方法，並且探討黃麴毒素與肝細胞癌的劑量效應關係。張毓京醫師教我免疫組織方法，也是我的最佳研究夥伴。他是中國第四軍醫大學的病理學家，他到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員後，就沒有回中國去。我們兩個合作發表了很多篇論文，從哥倫比亞大學返國以後，我的研究團隊每年發表二十幾篇論文，大多數是刊登在國際知名的SCI期刊上。分子流行病學在闡明疾病的致病機轉相當重要，一個人會得病除了外在病原的暴露而外，也與宿主特性有關。分子流行病學常應用生物標記來定量環境病原的生物有效劑量，或是病原引起的早期生物效應。環境與宿主的交互作用，可以從我們最近的黃麴毒素與肝細胞癌的長期追蹤研究得見一斑。在我們刊登在＜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的這篇論文，發現黃麴毒素會使B型肝炎帶原者產生肝細胞癌，由於人體的黃麴毒素暴露量相當低，我們必須以免疫螢光法，利用單株抗體來測量黃麴毒-白蛋白鍵結物之血液濃度。濃度越高的人，也越容易得到肝細胞癌，呈現明顯劑量效應關係。但是更有趣的黃麴毒素與肝細胞癌的劑量效應關係，只見於不帶有GSTM1和GSTT1這兩種解毒基因的人。如果有正常的GSTM1及GSTT1解毒基因，既使暴露於黃麴毒素，也不會得到肝細胞癌。這現象稱為「基因環境互動」。同樣的，鼻咽癌的發生也與抽菸和CYP2E1基因的互動有關。帶有CYP2E1之c2c2基因型者有明顯增加的鼻咽癌風險，但是僅見之非抽菸者。抽菸者並未呈現鼻咽癌與CYP2E1基因型的顯著相關。異物代謝酵素、荷爾蒙代謝酵素及接受器基因、成長因子、DNA修補酵素等的基因多形性，都與常見癌症的發生有關，可是它們的影響都不大，相對危險性大多數是兩倍左右。如果一個人同時具有多項高危險基因型，罹病的風險即會大幅提昇。舉個例來說，我們發現具有CYP2E1,hOGG1和XRCC1三項高危險基因型的人，罹患鼻咽癌的風險會增到二十七倍。這可以稱作「小兵立大功」，或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因應著基因多形性高產能分析技術的突飛猛進，這類多重基因交互作用的探討，將會日益重要。
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的努力當中，長期追蹤特別重要。＜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期刊是全世界最好的醫學期刊，我們的研究團隊在二００一年跟二００二年各發表了一篇論文在這期刊上。這兩篇論文都是我們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擔任第一作者，這證明臺大的同學都可以在世界最好的期刊做第一作者，揚眉吐氣而揚名國際。在我的博士生簡吟曲的研究論文中，發現Epstein-Barr (EB)病毒的兩種抗體，可以作為預測鼻咽癌發生風險的指標，EB病毒抗體陽性的人，發生鼻咽癌的危險性遠比EB病毒抗體陰性的人偏高，抗EBV DNase及抗EBV VCA IgA兩種抗體陽性者，罹患鼻咽癌之相對危險性高達三十三倍。這項研究追蹤了十六年才得到如此好的發現。在另一位博士生楊懷壹的B型肝炎帶原者罹患肝細胞癌的研究，發現表面抗原和e抗原皆呈陽性者，追蹤九年之後的肝細胞癌發生率為12%；表面抗原陽性而e抗原陰性者，發生率只有3%；表面抗原陰性者，發生率只有0.4%。因為流行病學常常需要長期追蹤研究，我向學生說「流行病學研究是天長地久的承諾。」流行病學對於因果關係的判定特別著重相關的時序性，也就是「因」一定要在「果」之前存在。如果在疾病診斷同時採集血液檢體，則疾病與生物標記孰先孰後出現就無從判定。由於慢性病的誘導期相當長，因為要建立病因與疾病的因果時序性，就必須要在研究對象還沒有發病的很早以前，開始收集他們的檢體，加以檢驗，或是儲存在超低溫的冰箱中，直到有足夠研究對象發病之後，再選取配對的病例與健康對照，從冰箱中取儲存多年的檢體加以檢驗。我是向畢斯禮教授學習世代追蹤研究的設計，他離開臺灣的時候，有三十多台的冰箱生物檢體，我們現在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的冰箱已經有四十幾台，儲存了四萬多名研究對象的血液檢體。我們的長期追蹤研究，對我們的研究團隊有卓越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
我認為人類常見的慢性疾病的致病機制很有趣，它像是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為什麼致病機制會像莫札特鋼琴協奏曲？你們看第二十三號A大調鋼琴協奏曲的樂譜，包含了笛子、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等不同樂器的譜子，他們的巧妙配合，就組成美妙的樂曲。我曾寫過一段＜生命像樂曲＞的短文來說明基因與環境對於慢性病的交互作用：「基因型是樂譜，外表型是音樂；樂譜決定音樂如同基因型決定外表型」，不同指揮家的詮釋，演奏家的技巧，樂器的品質，音樂廳的設計，均會使相同的樂譜，呈現多樣的音樂風格。同樣的，不同的環境暴露也會導致相同的基因型表現多樣的外表型。基因與基因的互動，以及基因與環境的互動，形成多采多姿的生命！我博士論文的雙胞胎研究也發現基因與環境的互動共同影響了血壓、膽固醇、三酸甘油脂等心臟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的變異。我在教育部出版的＜環境與健康＞一書，也再次強調了環境與基因交互作用於人體健康的影響。該書是高中高職環境教育課讀物叢書之一。
我的第二本流行病學教科書是在一九九九年由聯經出版社發行的＜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它是聯經出版社的醫學叢書之一。這本書是紀念我爸爸逝世十週年時完成。記得我剛升為教授的那天，正好是蘋蘋的生日，五月三十一日。我打電話向家父報告這一喜訊。他很高興，當天就寫了一封信給我：「仁兒：今天我特摘錄日文俳句二首，作為您榮升臺大醫學院教授之賀詞。希記住遵照：一、稻穗愈結實，頭部就愈下垂。二、藤花開得愈垂下，越受人仰首觀賞。爸爸字」，家父諄諄教誨我不可驕傲，必須虛懷謙遜。我把這封信印在這本書的內頁。同年六月六日我生日的時候，家父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仁兒，今天我作一首和歌來慶祝你的生日…」其中有一句是「不惑之年，中研院之路不遠」。由此可知，他深切期望我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可以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很感謝家父給我們子女自由自在的生活環境，我覺得卓越的研究有賴於自由思想的釋放、不受權威學說的束縛、不受傳統技術的羈絆，不受現有時空的限制、不受物質條件的拘束。
我最喜歡的科學家伊薩格．牛頓，在臨終的床上作了這樣的遺言：「我不知道世人對我如何看待，但我自己卻以為我是在未知的真理大海之前，偶遊大海之濱，在海濱上拾一平滑的石頭或美麗的貝殼引為歡喜的小孩。」發現三大運動定律的牛頓竟是如此謙遜地檢視自己。學問浩瀚如海，我們面對真理、面對難題的時候，如果沒有這樣的赤子之忱和好奇之心，是很難在學問上有所精進。牛頓曾說：「我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樣的，我今天如果稍有成就的話，真是要謝謝我的父母親和蘋蘋，他們讓我能夠看得更遠。十九世紀法國的偉大科學家巴斯德也曾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心靈。」我的師長從小給我的啟蒙，讓我準備好我的心靈，來迎接各式各樣新的學術挑戰，以及各式各樣新的研究機會。居禮夫人也曾說：「我鑽研學理，就如同孩提時看童話書一樣，令人驚喜。」
「科技來自人性」是科學家應該省思的名言，我深深覺得作為生物醫學的研究者，應該要「尊重真理、珍視生命、公平競爭、欣賞差異、誠信合作」。德蕾莎修女，曾經寫道：「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總是要愛他們；如果你做善事，人家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誠實與坦率使你易受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誠實與坦率；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總是要建設。」我有一個好朋友，他是大川冷凍公司的老闆，有一天他在我辦公室的牆上看到德蕾莎修女，我就對他談起修女在加爾各答的行善故事，他毅然決定捐給德蕾莎修女三千歐元，他所寄的快遞信件送到加爾各達的時候，信封被人劃了一刀取走了所有歐幣。這位好心的冷凍庫老闆又拿了三千歐元說：「你再幫我捐一次。」第二次總算如願以償，他也收到了德蕾莎修女的謝函和兩張名片，他送了一張名片給我。德蕾莎修女在名片上寫道：「沉默的果實是祈禱，祈禱的果實是信仰，信仰的果實是愛，愛的果實是服務，服務的果實是和平。」有一次修女應邀在聯合國大會演說：「如果每一個人都從彼此身上看到耶穌基督，內心自然充滿平安喜樂；如果每一個人內心都充滿平安喜樂，世界自然就會和平」。
我記得蘇東坡的一個故事，他跟一個和尚面對面坐著，蘇東坡就問和尚說：「你說我像什麼？」和尚笑而不答，蘇東坡就又急又氣說：「我看你像一堆牛糞。」和尚又笑一笑，蘇東坡又追問一次，那和尚答道：「你像一尊佛。」蘇東坡聽了好開心！回去跟蘇小妹炫耀一番。蘇小妹說：「你心中有牛糞，看人像牛糞；人家心中有佛，看你像佛。」這個故事和德蕾莎修女的演說完全不謀而合，如果我們把每一個人都看作你心中重要的人物，彼此尊重，相互珍惜，社會自然和諧安寧！
流行病學是沒有獨角戲，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我感謝在我的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父母、兄弟姊妹、師長好友。我的學生助理和我一同工作、一同學習、一同成長，他們也讓我得到：「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喜悅。我一路走來，從未有任何高瞻遠矚，也沒有任何智慧能耐，唯有天主是我的最佳編劇和最佳導演。但是祂沒有應許天色長藍、花香常漫；也沒有應許常晴無雨，常樂無苦，常安無慮。但是祂卻讓我生活有力，行路得光，作工得息，試煉得勗、危難有賴、無限憐憫、愛無止息。我希望用下列一段文字來作為今天演講的結語：「從慈親、恩師、賢妻、益友、英才、到愛女，我的牧者讓我實在一無所缺；從啟蒙、受業、深造、研究、教授、到服務，天主舉揚駑鈍的我以光榮祂的聖名。我願榮耀歸於天主；我願嘉許歸於培養我要樂觀、堅忍、謙遜的慈親，教導我要嚴謹、虛懷、淡泊的恩師，以一雙柔弱冰冷而懇切祈禱的雙手扶持我的賢妻；願肯定歸於我密切合作的研究益友、青出於藍的門生英才、善良體貼的寶貝愛女；我願使命歸於自己，繼續奔馳在服務奉獻的人生旅程。」
我媽媽是一個很能幹的企業家，從凱仁托兒所、凱仁幼稚園、凱仁圃學園、東安市場、東安戲院，都是她一手在台南市經營出來的。民國五十年，家母在台南而家父在高雄工作，八七水災那一天早上，家父陪家母到高雄市公路總站搭車回台南。因為大雨成災，一眸澤國而有路無車，他們倆只好相攜跋涉回家，路上想到家裡小孩還沒有吃早飯，就到「甘仔店（雜貨店）」買了一斤雞蛋。兩人走著走著，一不小心就滑倒在地，所有的雞蛋都掉落破碎了。在這最慘淡的時候，家父並沒有因此灰心喪志，他仍然保持達觀和堅韌，更重要的，他能夠自己反省，甦生再起。從我爸爸的氣質典範中，我們所有的小孩都學會怎樣維持一顆善心，怎樣努力奮鬥，不要被逆境惡運打倒。最近立法院王金平院長請我跟弟弟一同吃飯，他提及高雄縣還有很多人記得老縣長。我聽了很感動，如果我死後十多年，還有人記得我，我就是一個成功的人，家父母確實是我們子女衷心感恩敬佩的成功者。
我太太羅鳳蘋（暱稱蘋蘋）一直是我的最佳拍檔，我們兩個就是以父母親為榜樣，我們希望兩人「情是天長地久，愛是永不止息」，這張照片是我們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拍攝，九九久久，很圓滿!蘋蘋和我經營我們的小家庭，也常常學習家父和家母，蘋蘋常說我比不上家父的包容和耐心。除了來自雙方家庭的潛移默化而外，我們夫妻兩人都信仰天主教，基督信仰讓我們的小家庭得享平安喜樂。可是在教養子女方面，我比家父家母差太多了，小孩不乖的時候，我常常會生氣、不耐煩、沒有愛心，甚至於罵他們，但是我爸爸媽媽從來沒有打罵，也未曾說過我們一句重話。家母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婦女，以前沒有電視，只能收聽電台的廣播劇，我媽媽常常一面聽廣播劇的感人故事，一面擦眼淚。曾經有人來家裡賣白玉觀音，自稱家裡很窮，又有人得重病，只得把祖傳的白玉觀音賣給家母，當時賣價不便宜，我媽媽二話不說就買了！後來親戚朋友都說家母被騙了：「這是大理石，怎會是白玉觀音？」我媽媽說：「如果她真的是需要幫忙，為什麼不幫忙呢？」我媽媽在教育我們的時候，是很有愛心和耐心的。這張是我們全家福的照片，我二姐當時正在唸政工幹校的音樂系。她一畢業沒多久就被派到金門去，剛好遇到八二三砲戰，我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可是從來沒有後悔過讓她的女兒作自己的抉擇。我二姐是在國軍軍艦被中共打沉，青年學子紛紛投筆從戎的「復仇艦運動」期間入伍的。我大哥是中正理工學院畢業，也是我們家的第二位職業軍人，這在當時的臺灣人家庭是很少見的。我爸爸媽媽是很開明的父母，他們讓孩子們有充份的自我發展，相當尊重子女自我的選擇。
小時候，我相當任性，記得有一次家境正窮困的時候，堂姐幫我送便當到前金國小，稍微遲到了些，毛躁的我等不及便當，就氣得回到教室，下課回家之後就賭氣不吃晚飯。我爸爸並未責罵我，到了第二天早上，他才單獨找我問道：「你昨天為什麼不吃晚飯，嘔什麼氣呢？」我回答他說：「便當送太晚了，我沒有中飯吃，所以就生氣不吃晚飯。」我爸爸說：「你怎麼不到福利社去買東西吃呢？」我說：「我沒有錢啊！」我們家那個時候經濟狀況很差，我爸爸卻拿了十塊錢，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零用錢，對我說：「你就拿著當零用錢吧！」我立刻愧疚萬分，哭著把錢還給家父，父子兩人相擁而泣，至今我仍然為自己的蠻橫任性深感後悔。我父母親和子女之間的互動融洽，就憑著他們無限的包容和愛心，我們才可以在祥和喜樂中成長。
我們家不只是我調皮，我的弟弟陳建德也很調皮。他小時候不太喜歡唸書，不但初中聯考沒有考好，高中聯考也考得不理想，後來考上臺大也不太認真讀書。但是，我爸爸對待他這個不愛唸書的小兒子，和對待我這個功課好的二兒子，完完全全一樣。從這樣的家庭栽培出來的小孩，自然充滿自信和理想。父母親對我們確實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和德弟兩人並未令他們失望，可惜他們並沒有看到一生盼望的開花結果。這是我跟阿德在一九九六年共同領取傑出人才講座的合照，我們很感激李遠哲院長的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給予我們的肯定。我和小我兩歲的弟弟，都是在四十七歲獲選為中研院院士，這張是二ｏｏｏ年我們兩對兄弟夫婦檔在中央研究院拍攝的照片，我相信我父母親在天之靈一定也會相當欣慰有子若此。在座的各位同學，我相信你們的父母親對待你們，就像我的父母親對待我們一般，一樣的包容、一樣的盼望、一樣的相信、一樣的忍耐。真的就是這樣，只是各家父母表達的親情有所不同。今天你們回去，一定要跟你的爸爸媽媽說你愛他們。
我小學的時候，唸書滿愉快的，熱愛自然，逍遙自在，無憂無慮，成績都名列前茅。我的快樂童年是在?山市農忙幼稚園、台南市勝利國小和高雄市前金國小渡過。不過我也喜歡看漫畫書，幾乎所有漫畫書都看，我爸爸還買漫畫書回家給我們和同學們分享，像是＜漫畫週刊＞＜東方少年＞＜學友＞等，這些書我們家有好多好多。我在小學畢業後，不必參加聯考，直接被保送到高市二中，我在初一唸書也滿順的，唯一的遺憾就是初一曾經得到全年級第一名，可惜因為初二轉學到台北市立大安初中，所以沒有拿到那張獎狀。初一導師莊銘輝是我很敬愛的老師，他教我們國文課，我的作文深受他薰陶。就讀大安初中的時候，我的英文跟不上同學，深深感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壓力。我初二的導師，王如金老師，生物學教得很好。他現在在成功中學，他讓我對生物學產生很大的興趣。初中畢業後，我順利的考上建國中學，但在建中好像沒有特別認真唸書，我們的校長崔德禮先生是很開明的師長，給同學們很自由的學風，我們常常說自己是狂狷之徒，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我們常常在課外活動上玩得很帶勁，各項運動項目也很積極參加。我爸爸從小就喜歡帶我們慢跑，我在建中的時候，曾經得過三千公尺是第五名，在臺大大一的時候，我更得過五千公尺金牌和一千五百公尺銀牌，這是在建中鍛鍊出來的成果。
我在考大專聯考的時候滿緊張的，數學才考十分，蘋蘋大專聯考的數學考得比我好很多，所以我們家的帳，一直都是她在管理。當年的生物學考的複選題，我都誤以為是單選題，成績大受影響。幸好還考上了臺大森林系的森林經營組，也因此養成了我愛爬山的習慣。因為一進臺大就決心要轉系，我讀森林系滿用功，得到大學四年唯一一次的書卷獎，蘋蘋得書卷獎的次數也比我多！我大二轉唸動物系，系裡真是人才濟濟，像羅竹芳老師就是其一。我在大學的時候，課餘時間都是在校內和校外的社團當孩子頭，大一暑假參加了天主教「小小公園營」的活動，我們一群大學生接受團體康樂活動的訓練之後，就分散到台北市各公園裡帶小朋友暑期活動。劉浚明和蘇丁福兩位森林系的同學，也常常到公園來幫忙。在這樣的活動當中，我們學習了怎樣跟別人溝通，怎樣關心別人。公園營裡的小朋友，很多都是家境貧困的小孩，我們利用整個暑假跟他們在一起，讓他們確實學習到怎樣彼此互助、彼此接納。
我很謝謝動物系的老師們的教導，那時候的老師可都是一時之選，每位都有專精，上課也都很精彩。影響我特別大的就是黃仲嘉老師，他教授的遺傳學，最令我著迷。我會選擇遺傳流行病學的專長，他的啟蒙相當重要。黃老師是一位很嚴肅認真的學者，也是一位謙謙君子。我在課程講授時常常翹課，但是實驗課程我從來不缺席，每一個實驗我都很認真做，學習怎麼樣手腦並用，而且每一實驗步驟一定都好好完成。這些動物系的課程，奠定了我後來研究生物醫學的基本知識和經驗。有一次我跟林瑞萍老師說：「我是在十九歲跟您學了動物技術方法，直到三十九歲才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室重新用到它，但是卻毫不生疏。」各位現在修習的許多課程好像很古板無聊，而且索然無味，可是對於基礎紮根相當重要。
大二的時候，我參加了新創的慈幼會，也當了慈幼會的幹部，並且在慈幼會認識一個很好的女朋友，也就是今天在場的蘋蘋。慈幼會的同學們都很有愛心，很樂於去照顧關懷需要協助的人，我們每週定期到孤兒院、教養院去，我們和孤兒院小朋友分享快樂而充實的時光，我們做他們的免費家教、幫他們治療頭蝨、和他們一起包水餃、帶他們去郊遊。認真當學生社團幹部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定會補考。我大三那一年，生物化學被「活當」必須補考。我記得補考是在體育館舉行，我一進去，頓時心情輕鬆了許多，因為各學生社團的重要幹部通通在裡面補考，所以不會覺得補考太丟臉。我在大四當了登山社社長，當時臺大登山社社長大多數是大四的「老骨頭」。那時候我們登山社社員大約有一千人，幹部有五十人，是臺大最大的社團。我當時曾經得過臺大畢聯會的第一屆學生社團負責人獎，聽說第二屆沒錢就沒再頒發了，我也成了唯一一屆學生社團負責人獎的得獎人。我擔任社長期間，也被青年救國團選為臺大優秀青年代表。參加學生社團活動可以結識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像吳英璋、黃榮村、葉金川、李焜耀、林能白都是登山社的成員。在登山的活動當中，大家彼此分工合作，彼此分擔重擔，彼此互相提攜，很容易養成一同工作、一同成長的默契。在山上的日子，彼此沒有隱瞞，真性情表露無遺。當時登山社的校內活動都在普通第二教室舉行，普二很難記，有人就在黑板上寫一個英文「POOR（貧窮）」，表示我們是人窮志不窮而刻苦耐勞的社團，以poor形容我們這群愛登山的野孩子也很傳神。普二的故事，是培養堅強體魄、增進深刻情誼的故事。如同登山社社歌所講的：「大自然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的心地像太陽一樣磊落明亮，意志像岩石那樣堅固剛強，活力像松柏那樣勁拔青蒼，情誼像不枯的泉水永遠不相忘，抱負像雄偉的堡壘矗立在臺灣的高山上。我們是自然的追求者，誘惑打不動我們的心，打擊不能使我們退縮徬徨。」我們已畢業的登山社社員還組織了伙伴谷，彼此聯誼並登小山，我們這些老搭檔、老伙伴碰面時，都很珍惜當年的山胞歲月。
畢業那一年沒有考上臺大生化科學研究所，只好去當預備軍官。沒考上研究所的打擊，使我發憤圖強，把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華特生所寫的一本書Molecular Biology of Genes＜基因分子生物學＞，利用當兵的空閒時間翻譯成中文，很可惜沒有人要幫我出版這本譯著，整本手稿只好束之高閣放在家中孤芳自賞了。退伍後，我考上臺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啟蒙我流行病學的是林東明教授，他可說是當時公共衛生研究所最獨特的老師。他的教學方法是名符其實的蘇格拉底教學法，或稱助產士教學法，他常常在課堂上提出一些問題，問同學說：「答案是什麼？」大家輪流作答時，他只會指定：「next(下一個)」，等到全班都講完答案以後，我們就問他：「老師，標準答案是什麼？」他竟回答說：「I don’t know（我不知道）」原來老師也沒有標準答案，竟讓我們思考回答了半天。林教授的好意是要激發我們從各種角度去思考，做任何學問，思考是最重要的，沒有很好的思考推理和邏輯判斷，是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學問。-
林家青老師跟徐澄清老師，是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我大學很會逃課，沒想到兩位老師竟然建議我作國中學生逃學逃課的流行病學研究。我選擇到萬華中學和旁邊的華江女中作為研究的學校，一大早就要去學校記錄學生們有沒有逃學逃課，放學時又再記錄一次，晚上就到逃學逃課的學生家裡訪問逃學逃課的原因。我考上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時候，親戚朋友問我弟弟：「你哥哥讀什麼研究所？」他竟回答說是：「掃廁所的研究所。」對方若有所悟的回答：「喔，公共衛生。」大家一想到掃廁所就知道是公共衛生。親戚朋友接著問：「那你哥哥現在作什麼研究呢？」他回答說：「撲滅蒼蠅蚊子的。」對方竟也回答：「喔，傳染病、流行病學。」其實流行病學是研究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為什麼會得到某種疾病的學問。它是族群疾病型態的描述者，也是病因探討的拓荒者。各位也許會覺得奇怪，逃學逃課也是流行病嗎？實際上任何身心健康現象都是流行病學的課題，也值得用流行病學方法來加以探討。由於大量資料處理的需要，林家青老師教我電腦操作、程式設計、資料整理、統計分析。當時我們用的是王安電腦，資料是用錄音帶儲存的。我記得有些資料重複存取太頻繁，久而久之，資料的存取就會有問題。不像現在用隨身硬碟，存儲量大而且操作便利。電腦科技的進步確實是一日千里，也使流行病學研究更加發達。
公共衛生是透過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從事延長壽命，促進健康，預防疾病工作的一門學問。公共衛生關切的是全體民眾的健康，陳拱北教授經常利用寒暑假帶我們學生們下鄉服務，葉金川教授和張玨教授，是我們當時的助教。家庭計畫是當時公共衛生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是家庭計畫的避孕衛教影片都是兒童不宜的，我們在鄉下服務時，小朋友常常會聚集在實施衛生教育的學校、社區活動中心或寺廟。我們必須把小孩子們帶開作活動，那當然是我的責任，因為我曾經在小小公園營帶過團康。我們大孩子和小孩子都玩得很開心，那個時候小朋友常常叫我：「喂！喂！」我說：「我不叫喂，叫我陳大哥。」大伙們就習慣叫我陳大哥，當時服務隊的另一位大學部同學陳幸勇就叫「陳小哥」，陳拱北教授就成了「陳老哥」。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我們常常強調「下醫醫病，中醫醫人，上醫醫國；下醫醫已病，中醫醫將病，上醫醫未病。」公共衛生同仁們，都很珍視自己的志業，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以全民身心靈的健康促進為己任。公共衛生的社會觀，視社會為一生命共同體。每個人都是生命共同體的肢體，都是葡萄樹的枝葉，都是社會網絡的節點。任何肢體受傷害，其他肢體也會受到影響；任何節點不健全，整個網絡都會受到震憾。像傳染病的預防接種，即是透過每個人的接種，來增加集團免疫力，減少其他人發病的機會。全民健保也是透過風險分攤的設計，讓健康者與經濟優勢者能夠加惠於罹病者與經濟弱勢者。唯有人人身心健全，社會才能安寧祥和。
蘋蘋畢業後就在中華電信公司服務，她的薪水比當學生的我高很多，一直到我當教授以後，我的薪水才比她高一點。在唸研究所的時候，我兼職到元培醫專任教，在朋友的介紹下，翻譯了一本英文書Biological Time Bomb＜無邊的春天＞（遠景出版社），也稍微可以補貼家用。這本書描述生物科技的突飛猛進對人類文明可能的衝擊，它提到記憶丸、快樂散、無性生殖、複製人等可能的生物科技發展，他們究竟會帶給人類永福的喜訊還是敲響末日的喪鐘呢？作者在一九七○年代就有這先進的思想，確實是很有遠見的。我很喜歡這本書，它警告生物革命對人類也許是一個定時炸彈。如果有一個野心家因生物科技而長生不老，他又發展了生物戰劑，發明了末日病毒，人類的未來豈不受到嚴重威脅？這本書給生命科學家一個人文關懷的反省，我們不可以在毫不考慮社會、倫理、法律、文化的衝擊下，毫無限制的發展生物科技。今天發展複製人、人工器官、胎兒腦組織移植，都要考慮社會、倫理、法律的影響。我很感恩有這樣的機會，在年輕的時候翻譯這本書，讓我體會科技的人文關懷。
這本書大概翻得還不錯，所以又應邀翻譯另一本書＜如何消除緊張＞。我從小就很容易緊張，以前我跟弟弟一同上學的時候，常常先準備好出門，並一面催促弟弟說：「趕快啦！要來不及了啦！再不走我就不理你了。」然後碰一聲把大門關上去，我就在門邊乾著急，等得好氣好久，我弟弟才慢條斯理的把門打開說：「喔，你還在啊？走吧，我們上學去。」我們兄弟兩人的個性很不一樣，一個急驚風，一個慢郎中。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緊張的人，所以翻譯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幫忙。這本書是一系列應用心理學的書籍之一，主編是劉凱申博士，後來他成為我的好朋友，不幸於去年在加州柏克萊逝世，令我十分難過。現代文明帶給人類太多的心理緊張和情緒壓力，這本書指導讀者如何消除緊張，增進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質。我也因為翻譯這本書，學習到如何瞭解自己的性格和情緒，學習舒解壓力和消除緊張的方法。翻譯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幫忙，我的英文也因此進步不少。雖然我的書只拿到一份稿費，但是他卻被不同出版社以不同的封面出版了二次，其中一次被列為吳靜吉博士策劃的大眾心理學全集之一，臺灣的智慧財產權好像沒有保障得很好。
碩士班畢業以後，我並沒有馬上出國，而是留下來在研究所當林東明教授的助教。林老師有叫我「陳同學」的習慣，我當助教坐在課堂後面，他偶爾會向學生們說：「啊！你們通通錯了！陳同學來回答一下。」班上的學生們都回頭看我這一位「陳同學」助教。到現在，林教授到我的辦公室，還是會問：「陳同學在不在啊？」我可是林老師心目中永遠的陳同學，我當陳同學已經當了三十幾年，我很喜歡他這樣叫我，很親切！林教授是我的老師當中，發表學術論文最多，學者風格最獨特，個性脾氣最古怪的一位。他有一次問我：「喂！陳同學，大家都很怕我，你怎麼不怕我？」我說：「你還不是最古怪的啦！」他又問：「啊？我還不是最古怪的，還有更古怪的？」我說：「我不敢講。」其實我並不知道有比他更古怪的人，只是安慰他罷了！林老師直到七十歲退休時，還在努力寫論文投稿到國外期刊，真是我的學習楷模。
林家青教授則帶領我進入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畢斯理教授(Palmer R. Beasley)的研究室當兼任研究助理。那時候臺灣醫界的留學有兩種，國外留學和國內留學。國內留學就是到位於臺大醫院內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作研究，因為必須講英文而且設備最先進，像在留學一樣。我很幸運參加畢斯理教授的B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的長期追蹤研究，以期瞭解B型肝炎慢性帶原者發生肝細胞癌的風險，該研究首次以世代研究闡明慢性肝炎B型會誘發肝癌。林東明老師是我們公衛學院發表論文最多的教授，而林家青老師與畢斯理教授刊登在英國＜Lancet＞期刊的一篇論文，則是臺灣所有醫學論文被引用最多的一篇，它也是臺灣B型肝炎防治政策的最主要依據之一。拜本篇論文之賜今天所有新生兒都施打B型肝炎預防針，以預防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
我是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的常敗將軍，我考了四次公費留考才考上。第一次是當完預備軍官之後，報考生物物理學門，生物學考了九十幾分，物理學雖然有弟弟阿德在考前幫我猜對了兩題題目，還是只考了二十九分，所以他氣得要死。兩科總分雖然超過一百二十分的最低標準，可是卻未達到每一科超過四十分的標準，那年生物物理學門公費生因此從缺，達到自費錄取者也只有我自己一人。我在碩士班第一年和第二年都再去報考公費留考，分別考衛生統計和流行病學學門，同樣都未考上第一名（每門公費生僅錄取一名）。我考到第四次的學門是衛生行政，總算考上了。由於優生保健就是當時重要的衛生政策，教育部同意我專攻人類遺傳。接二連三公費留考失敗，我感到很失望，蘋蘋就跟我說：「失敗一定是有道理的，大概你唸得沒有其他人好。」我很生氣，胳臂怎麼往外彎呢？一學門才錄取一個是很困難的。我生完悶氣，痛定思痛寫了一本＜流行病學＞的大專教科書，一個碩士班畢業的初生之犢，竟然大膽地寫了一本流行病學大專教科書。雖然書中的部份資料過時了，但是到現在仍然十分暢銷。在這本書的內頁，我寫了一段紀念媽媽逝世十二週年的兒時對話：「媽媽，過年誰給你壓歲錢呢？」我小時候問。她回答說：「傻孩子，等你長大以後，你就可以給我壓歲錢。」傻孩子是長大了，媽媽?從來沒有享受我們的福氣，我覺得十分遺憾，她是從不打罵孩子，對人慈祥、心地善良、富愛心，而且做事很有遠見的母親，我實在很想念她，所以就把我第一本書送給我的媽媽。
在申請到美國唸博士班之前，記得畢斯理教授就曾與我談過：「你不是醫生怎麼唸流行病學？」我回答：「流行病學有很多不同研究的課題啊！」他質疑我說：「但是你又不會看病怎麼作診斷呢？」我就跟他開玩笑說：「你說我有沒有慢性B型肝炎？」他說：「請我們實驗室的林先生幫你檢驗一下血液，就知道有沒有慢性B型肝炎。」我說：「哈，你是醫生也不見得會知道我有沒有B型肝炎嘛！如果有很好的現代科技和儀器，我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流行病學家。」他一定覺得我這個人想法很特別，也很固執。我沒有醫科背景當時要拿到流行病學的入學許可，是很少有的，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幾乎所有的流行病學系博士生都是醫師，只有我這個動物系的畢業生，信心十足的也選擇這學門作為我的專長。申請書寄出一陣子後，畢斯理教授關心問我：「有沒有什麼好消息？」我回答說：「沒有。」他幫我再寫了一封介紹信給著名的流行病家李連菲德教授(Abraham Lilienfeld)。信函寄去不到兩個禮拜，我就拿到約翰霍普金斯的入學許可。
由於我的統計不錯，畢斯理教授又知道我對遺傳學有興趣，就建議我去唸人類遺傳與遺傳流行病學。那時遺傳流行病學是一科冷學門，幾乎沒有人聽聞過。我在動物系的時候，黃仲嘉老師啟發我對遺傳學的興趣，我也就決定專攻遺傳流行病學。在後基因體時代的今天，人類遺傳與遺傳流行病學成為現代當紅炸子雞，實在是超乎意料的事，我當時並沒有如此的高瞻遠矚。這一個學程，涉及醫學院、生命科學院與公共衛生學院，屬於跨學院的學程，我們系上其他同學修八十學分就可以畢業，我必須修一百六十學分才行，修得我好辛苦。我曾經想少修一些課程，我的指導老師柯恩（Bernice Cohen）教授要我必修生理學時，我回答她：「老師，我在臺灣的動物系已修過動物生理學與比較生理學，到醫學院又修過醫學生理學，我來到Hopkins，為什麼又要再修生理學？」她說：「Do you want your Sc. D.（你要拿博士學位嗎）？」我說：「Sure（當然啦）！」她就說：「那你就在選課單上寫上生理學，要不我不簽名。」我這輩子因此唸了三次生理學。我的生化學在動物系是補考的，到了醫學院，我的醫學生化學修得不錯，但是我到了Hopkins，又重修一次生化學，它是黃秉乾老師講授的，黃教授伉儷兩人都是中研院院士。現在想想，雖然重修了很多基礎醫學課程，我倒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在Hopkins修這些課程，學到了很多新的教學方法，和新的科學新知，和老師們的課堂互動，也讓我學習如何成為好的老師。那時候，我拼命修習很多課程，希望回來臺灣繼續教書能更充實豐富，因為林家青老師特別同意保留我在臺大的助教職缺。
留美第一學年結束時，我們必須考筆試，不久之後，我的指導教授打電話到家裡給我：「Frank（我的英文名）, 趕快來辦公室，你的筆試成績是pass with honor」，那時我的英文實在很破，不曉得什麼是pass with honor，我想大概成績不太好，所以柯恩老師才急著給我電話，我到學校時，每個同學和老師都來和我握手，原來pass with honor就是成績很好，全班四十六位研究生，只有三人考到九十分以上，我的指導教授當然很得意了，她要我到她辦公室，就把門關起來，對我說：「你是得了九十幾分，你的答案通通對，可是你問答題的英文文法，可是沒有一句是完整的」。英文文法沒有一句是對的，倒是答案通通是對的，由此可見我的英文有多爛！
我原本打算要留學長一點時間，可是在博士班剛滿第二年的感恩節，四姐從臺灣打電話到美國，要我趕快學成返國，因為家父在台病得很重，我認為不完成博士學位回臺灣，終會落得一場空。我與蘋蘋兩人懇切祈禱，為了病重的家父抱頭痛哭，也為當時不能立即回國而心急如焚，我也只有快馬加鞭努力拼命，隔年七月我就完成博士學位返台。別人好奇我只花了兩年十個月就唸完博士，速度還真快，其實是爸爸生重病，我必須早點返國善盡人子之責。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是作「華人青少年雙胞胎心臟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的探討」，我的指導老師知道我返國心切，就對我說：「Frank，只要你需要和我討論，我每天下班前一小時都可以跟你討論論文研究的事。」直到現在，我還留著柯恩老師幫我修改的論文初稿，總共有477頁，其中的英文沒有一句是完整的，每句都經過她細心的改正，她每次下班前和我討論研究論文的時候，她的先生就在一旁看書，等她一起下班回家。我畢業的時候，她先生說：「 Frank，這一年是我看書看得最多的一年。」我指導老師的認真負責令我終生感動。我到美國九個月以後，蘋蘋也帶女兒怡如來美國和我團聚，她後來懷孕了，一直在Hopkins醫院給助產士作產前檢查，助產士一直告訴我們胎兒很正常，等到蘋蘋破水送到產房時，醫師才發現胎位不正，可是蘋蘋已經陣痛不已，只好臨時進行剖腹產。醫院要我簽一張同意書，並且要我決定在緊急狀況時，我是要太太還是要小孩。我說我兩個都要，院方表示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你還是得作選擇！感謝天主，讓我魚與熊掌兼得，既擁有可愛的小女兒，又能夠跟我的愛妻蘋蘋兩人攜手並肩，相互扶持到今天。我常說，她有冰冷而堅強的雙手，溫暖而仁慈的愛心。在美國那一段歲月，真的很不容易，如果沒有她幫忙我，很難在兩年十個月拿到Hopkins的博士學位。我這輩子最瘦的身材就是在Hopkins唸書的時候，那段歲月對我來說，是既辛苦又甜蜜，可說是含淚播種，含笑收割的三年，留美前後一年間，我和江東亮教授一起翻譯＜流行病學的概念與策略：因果關係的邏輯＞（Causal Thinking in Health Sciences），這本書是哥倫比亞大學的Mervyn Susser的大作，我們得到她的同意將它翻譯成中文。這本書對於流行病學假說的建立、邏輯推理、因果相關的判定，都有深入淺出的說明，強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重要性。在流行病學的領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均很重要。我從小就愛看推理偵探小說，如＜亞森羅蘋＞、＜福爾摩斯＞等，現在也常陪我小女兒觀賞＜偵探柯南＞。喜歡偵探故事的人，一定會喜歡流行病學。因為它是探討病因的利器，需要偵探般的奇妙推理。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得鼻咽癌和子宮頸癌？為什麼B型肝炎帶原者當中，有些人得肝癌，也有人不得肝癌？流行病學是在訓練一個人探討病因所需要的判斷直覺和迅速推理。
我回到臺灣以後，當時醫學院院長彭明聰院士他是我們高雄縣鄉親，我是旗山，他是橋頭人。我回到醫學院向他報到，他很高興說：「歡迎你回來！」我說：「我已經回到公衛系當老師。」他問：「繼續做助教嗎？」我回答說：「如果你可以聘我作客座助教，我就當助教。」當時，我們每一個人從國外回來的博士都要先當講師一年。因為我是留職停薪的助教，因此是公衛系很資深的第五年助教，彭院長才會開我的玩笑這樣說。我從臺大啟蒙，回臺大服務，因為我喜歡臺大的自由學風。我回臺灣後的教學研究工作，可說相當的順利，我在三十五歲，就升為醫學院的正教授，當時是最年輕的醫學院教授，我也在那年得到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我剛回國的時候，徐澄清老師對我說：「以中山南路為界，東邊的醫學院的同仁，都能夠以醫學研究的優異為榮，西邊的醫院同仁，都是以照顧服務病人為榮。你們公共衛生好像還沒有什麼值得引以為榮。」我聽了很難過說：「不會，公共衛生一定會有足以為榮的成就」。我因此寫了一副對聯來自我勉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一粉筆，一教鞭，在杏壇，仁不改其樂。」我喜歡教書，喜歡跟學生一起研究。在我的人生旅程當中，我的學生也像是我的老師一般，我們一同學習，一同工作，永遠保持很好的互動成長。
有人說我好厲害，很有眼光，我選擇的研究主題都很好。我卻常說「天意莫測」，人算不如天算。慢性砷中毒是我回國後的重要研究主題，但是烏腳病既不是林東明教授的專長，也不是林家青老師的領域，我為什麼會進入砷中毒的研究領域呢？記得有一天，吳新英老師打電話說：「陳建仁、王榮德，你們兩個人到我辦公室來一下！」他告訴我們：「烏腳病研究的經費剩下十萬元，你們每人拿五萬元去做研究，只要和烏腳病有關就可以了。」才五萬元能做什麼？王榮德老師說：「五萬元就給陳建仁一起用好了。」我們只用十萬元作研究就發表了三篇論文，分別刊載在＜Cancer Research＞＜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和＜Arteriosclerosis＞。
當時我到鄉下作研究，有一群學生跟著我去幫忙，我們沒有錢住旅館，就住到義竹衛生所的一間沒人住的員工宿舍，我們把它打掃乾淨，作為研究工作站。我的學生或走路，或騎腳踏車，運氣好的就騎摩托車，出外做家庭訪問，以便瞭解當地癌症發生率特別高的原因。我每一天早上為他們作行前訓練，晚上作訪問難題檢討，每天都要做工作報告。大夥們吃飯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我們沒有錢去大飯店吃，所以我早起做早餐，然後幫學生們帶便當，晚上還要煮晚飯。幸好自己曾在登山社磨鍊過，要不就悽慘了。十萬元的經費，很不容易買菜作飯。此行令我最意外的喜悅是一位衛生所的歐吉桑跑來問我：「喂，少年耶，你的老師在哪裡？」我聽了好高興，原來我很「少年」，他不認為我看起來像老師。買菜買了一個禮拜後，菜市場的歐巴桑都曉得我們很節省，就對我說：「這賣給你便宜一點，麥要緊。」她曉得我們是在做研究的老師和學生。帶領學生一起作田野調查很重要，這些活動教導他們流行病學家就是要踏破鐵鞋，就是要到疫區直接接觸民眾，要探索正確的疾病原因。世界上絕對沒有坐在太師椅上的流行病學家，流行病學就是要深入疫區作田野調查。我們的研究成果發現砷會引起動脈硬化與癌症，因此可以來佐證致癌作用跟致動脈硬化作用有相同的致病機制，＜Arteriosclerosis＞的社論評述我們的論文是「屋角的基石」，十分重要。研究經費的多寡不是決定研究成功的必要因素，最重要的研究成功要素是頭腦的巧思。Watson和Crick發現DNA雙螺旋結構時，用的只是一張紙、一支筆和兩人的聰明才智。
我們的研究成果，一被刊載就深受重視，美國環保署利用它來訂定飲水含砷的安全恕限量。烏腳病是一種慢性砷中毒引起的周圍血管疾病，病人的雙腳在發病早期會因為血液不流通而變黑，更嚴重的會壞疽脫落，患者會感到很疼痛必須切除患部。當時有一些很有愛心的人士到當地去服務，孫理蓮牧師帶著謝緯醫師和王金河醫師到疫區進行免費醫療的奉獻服務。謝醫師是在埔里基督教醫院服務，他每個禮拜四都要帶著護士到嘉義、臺南沿海，為病人動手術切除病肢，謝醫師在他的日記上寫道：「這些人如同行屍走肉，他們過的日子，比麻瘋谷裡的人還不如。」他懷著耶穌基督悲天憫人的博愛，到疫區服務奉獻而不稍歇息。這麼好的醫生卻那麼早逝，有一天中午他開車到二林行醫，他太太叮嚀他可以睡個午覺再趕過去，但是謝醫師回答：「不行，我要趕快趕過去，我早一分鐘到診所，我的病人就少受一分鐘的痛苦。」他因為太疲勞，一面開車一面打瞌睡而撞樹身亡。長老教會的牧師在追思禮拜時說：「謝緯醫師太好了，好到人間不配有他！」謝醫師忙碌行醫還不滿意，他認為：「我就像是一個救生員，在河川的下游看到有人溺水，趕快跳下河裡救他上來，幫他作人工呼吸。剛剛救好一個，又看見有人溺水，我又得繼續下水救人，好像永無寧日。」他覺得：「如果能到河川的上游一看究竟，即會發現有強盜一直把人推到水裡去，只要把這名罪魁禍首給抓走，再也沒有人會溺水了。」這就是預防醫學，如果我們能夠找出引起烏腳病的成因，有效消除病因即可控制地方病的繼續蔓延，謝醫師鼓勵臺大公衛所的陳拱北教授探討烏腳病的成因。陳拱北和吳新英兩位教授發現在烏腳病地區的居民飲用兩種水源，地河井水（又稱深井水）和淺井水。他們發現地河井水含砷量比較高，而且只有喝地河井水的人也才會得到烏腳病。
我們以十萬元為基礎展開了一系列研究，我們發現慢性砷中毒會引起烏腳病、缺血性心臟病、腦梗塞、微循環障礙、頸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等。我們每一項研究發現，都是世界上首次發現的成果。舉例來說，我的博士班學生王致皓醫師，今年在＜Circulation＞（循環系統學門的頂尖期刊）發表的論文，發現頸動脈超音波診斷的動脈硬化盛行率，會隨著飲用水年數、飲用水砷濃度，以及累積砷暴露量的增加而上升，而且都呈現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係。這一篇論文刊登不久，我的一位日本朋友，他是一位毒理學家，在日本醫學報紙上看到我們的論文文摘被登在封面，他還特地給了我一份，王致皓醫師竟在日本出名了！我升教授的論文則是刊登在＜Cancer Research＞和＜Lancet＞，我們領先發現膀胱癌、腎臟癌、皮膚癌、肺癌、肝癌的風險，都和烏腳病的盛行率以及飲用水砷含量，呈現明顯的劑量效應關係。
我們的研究成果被美國的綠十字(Green Peace)環保組織引用，控告美國環保署未能修訂飲水含砷恕限量，以確保美國人的健康。法院判決美國環保署敗訴，被要求在公元二０００年以前訂定新標準。美國環保署為了訂定新標準，找遍全世界的研究論文，在比較墨西哥、羅馬尼亞、中國的內蒙古和新疆、印度、孟加拉、智利、臺灣等所有的研究，發現臺灣的研究最適於作為訂定標準的依據，臺灣資料就變成美國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訂定飲用水含砷量標準的依據。
柯林頓總統在二００一年下台前一天，簽署了飲水含砷恕限量從50 ppb降到10 ppb的法案，孰料布希總統在三月就任後，就認為新標準要暫緩生效，因為科學證據並不夠充份。沒料到他講這句話沒多久，邱弘毅教授，他是我的研究團隊成員，就在＜美國流行病學雜誌＞上發表飲水砷濃度在10到50 ppb之間，已經會增加膀胱癌的危險性。＜Science＞期刊的新聞刊載：「臺灣的研究團隊，再次確認低濃度的飲水含砷量確實會引起健康危害。」布希只好要求美國環保署再作更精確的估計，到了二００一年十月，還是決定採用原訂的含砷恕限量10 ppb，布希雖然再次簽定該法案，但是他考慮到自來水廠更改水源不容易，所以決定於二００六年才要強制執行。
烏腳病的研究讓我體會到，發表世界上最領先的研究成果，感到既興奮又緊張，就像馬拉松比賽跑在前面一樣，看看前面和後面都沒人的時候，就會擔心有沒有跑錯路線。科學家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新發現原來是錯誤的，一世英名也就毀於一旦。當我們發表砷會引起糖尿病、高血壓、缺血性心臟病、腦中風之後，大約經過五、六年，孟加拉、瑞典、智利、阿根廷的研究，都有同樣的發現而引用我們團隊的論文。跑在前面的人是有一點寂寞，等到看見有人跟上來才感到驚喜而鬆了一口氣。我們應該以本土的健康問題為題材，利用國際最新的研究方法，確實掌握世界研究的脈動，成為國際一流的研究團隊。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砷中毒危害，如同＜Science＞的估計一樣，可說是環境毒物造成人類健康威脅的最重大事件，比車諾比的核能廠意外事件、印度波帕爾化學廠外洩事件還要來得嚴重。受到砷暴露危害的人，全球有一億五千萬人。今年我應邀到法國里昂的國際癌症研究中心，與各國學者共同撰寫一本和砷有關的專書。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臺灣的研究還是最領先，我們從傳統的流行病學研究到創新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我們開拓國際砷研究的新視野，也從學習進步到成為權威。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有很多的醫師、護士、生化學家、檢驗學家、毒理學家等，各式各樣的學者都和我合作，有了跨領域的合作團隊，才能從平凡變成卓越。我們的成功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而是靠團隊合作所凝聚的力量。各位想要做出重大研究的同學，跨領域合作模式是無可或缺的。
在研究砷中毒這段期間我也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的顧問，那時候我們幾個人擠在小小的資訊所頂樓，以及現在的蔡元培紀念館，生醫所大樓落成之後，我被聘為合聘研究員。在我這一輩子當中，最大的「奇恥大辱」就是在生醫所的這段期間。當時的生醫所所長吳成文院士，請了九位國外學者來臺灣作研究員與副研究員評鑑。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組也是要被評鑑的對象，結果我被評鑑的報告書足足有三頁。評鑑報告書的第一段寫道：「陳建仁很年輕就當了臺大的教授，還得過國科會兩次的傑出研究獎，研究成果相當的不錯，是臺灣很好的學者，然而……」接下來就不得了，它寫道：「陳建仁的研究沒有重點、不夠深入，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者，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看了氣得要死，有如當頭棒喝，蘋蘋倒是平心靜氣的勸我說：「你想想看，吳所長花了一百多萬請九名學者來臺灣不是只要罵你吧！難道沒有值得你參考反省的嗎？」蘋蘋每次勸我都很有效用的，因為她都是為我好，我當然得三從四德。我痛定思痛申請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Fogarty國際研究獎到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那個時候評鑑的幾句話讓我一直印象深刻：「臺灣的學者，應該要立足臺灣，放眼天下，要成為國際知名、世界第一」。當時，我也許在國內公共衛生算是數一數二，但是還要更好，還要繼續向上。這項評鑑對我來說是很有用的，我是很贊成評鑑，最起碼對我來說，我是「雖然身受其痛、身受其砭；但也身受其利、身受其益」。的確是這樣，我一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時，分子流行病學開始發展，我以前唸的遺傳流行病學，通通都是做數量分析和統計推論，可是新的遺傳流行病學是和分子流行病學密切結合。我拿了美國NIH的經費，Bernard Weinstein 教授是我的指導者，Regina Santella教授是我的合作者，我們一起發展黃麴毒素的生物有效劑量的分子生物學測定方法，並且探討黃麴毒素與肝細胞癌的劑量效應關係。張毓京醫師教我免疫組織方法，也是我的最佳研究夥伴。他是中國第四軍醫大學的病理學家，他到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員後，就沒有回中國去。我們兩個合作發表了很多篇論文，從哥倫比亞大學返國以後，我的研究團隊每年發表二十幾篇論文，大多數是刊登在國際知名的SCI期刊上。分子流行病學在闡明疾病的致病機轉相當重要，一個人會得病除了外在病原的暴露而外，也與宿主特性有關。分子流行病學常應用生物標記來定量環境病原的生物有效劑量，或是病原引起的早期生物效應。環境與宿主的交互作用，可以從我們最近的黃麴毒素與肝細胞癌的長期追蹤研究得見一斑。在我們刊登在＜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的這篇論文，發現黃麴毒素會使B型肝炎帶原者產生肝細胞癌，由於人體的黃麴毒素暴露量相當低，我們必須以免疫螢光法，利用單株抗體來測量黃麴毒-白蛋白鍵結物之血液濃度。濃度越高的人，也越容易得到肝細胞癌，呈現明顯劑量效應關係。但是更有趣的黃麴毒素與肝細胞癌的劑量效應關係，只見於不帶有GSTM1和GSTT1這兩種解毒基因的人。如果有正常的GSTM1及GSTT1解毒基因，既使暴露於黃麴毒素，也不會得到肝細胞癌。這現象稱為「基因環境互動」。同樣的，鼻咽癌的發生也與抽菸和CYP2E1基因的互動有關。帶有CYP2E1之c2c2基因型者有明顯增加的鼻咽癌風險，但是僅見之非抽菸者。抽菸者並未呈現鼻咽癌與CYP2E1基因型的顯著相關。異物代謝酵素、荷爾蒙代謝酵素及接受器基因、成長因子、DNA修補酵素等的基因多形性，都與常見癌症的發生有關，可是它們的影響都不大，相對危險性大多數是兩倍左右。如果一個人同時具有多項高危險基因型，罹病的風險即會大幅提昇。舉個例來說，我們發現具有CYP2E1,hOGG1和XRCC1三項高危險基因型的人，罹患鼻咽癌的風險會增到二十七倍。這可以稱作「小兵立大功」，或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因應著基因多形性高產能分析技術的突飛猛進，這類多重基因交互作用的探討，將會日益重要。
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的努力當中，長期追蹤特別重要。＜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期刊是全世界最好的醫學期刊，我們的研究團隊在二００一年跟二００二年各發表了一篇論文在這期刊上。這兩篇論文都是我們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擔任第一作者，這證明臺大的同學都可以在世界最好的期刊做第一作者，揚眉吐氣而揚名國際。在我的博士生簡吟曲的研究論文中，發現Epstein-Barr (EB)病毒的兩種抗體，可以作為預測鼻咽癌發生風險的指標，EB病毒抗體陽性的人，發生鼻咽癌的危險性遠比EB病毒抗體陰性的人偏高，抗EBV DNase及抗EBV VCA IgA兩種抗體陽性者，罹患鼻咽癌之相對危險性高達三十三倍。這項研究追蹤了十六年才得到如此好的發現。在另一位博士生楊懷壹的B型肝炎帶原者罹患肝細胞癌的研究，發現表面抗原和e抗原皆呈陽性者，追蹤九年之後的肝細胞癌發生率為12%；表面抗原陽性而e抗原陰性者，發生率只有3%；表面抗原陰性者，發生率只有0.4%。因為流行病學常常需要長期追蹤研究，我向學生說「流行病學研究是天長地久的承諾。」流行病學對於因果關係的判定特別著重相關的時序性，也就是「因」一定要在「果」之前存在。如果在疾病診斷同時採集血液檢體，則疾病與生物標記孰先孰後出現就無從判定。由於慢性病的誘導期相當長，因為要建立病因與疾病的因果時序性，就必須要在研究對象還沒有發病的很早以前，開始收集他們的檢體，加以檢驗，或是儲存在超低溫的冰箱中，直到有足夠研究對象發病之後，再選取配對的病例與健康對照，從冰箱中取儲存多年的檢體加以檢驗。我是向畢斯禮教授學習世代追蹤研究的設計，他離開臺灣的時候，有三十多台的冰箱生物檢體，我們現在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的冰箱已經有四十幾台，儲存了四萬多名研究對象的血液檢體。我們的長期追蹤研究，對我們的研究團隊有卓越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
我認為人類常見的慢性疾病的致病機制很有趣，它像是莫札特的鋼琴協奏曲，為什麼致病機制會像莫札特鋼琴協奏曲？你們看第二十三號A大調鋼琴協奏曲的樂譜，包含了笛子、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等不同樂器的譜子，他們的巧妙配合，就組成美妙的樂曲。我曾寫過一段＜生命像樂曲＞的短文來說明基因與環境對於慢性病的交互作用：「基因型是樂譜，外表型是音樂；樂譜決定音樂如同基因型決定外表型」，不同指揮家的詮釋，演奏家的技巧，樂器的品質，音樂廳的設計，均會使相同的樂譜，呈現多樣的音樂風格。同樣的，不同的環境暴露也會導致相同的基因型表現多樣的外表型。基因與基因的互動，以及基因與環境的互動，形成多采多姿的生命！我博士論文的雙胞胎研究也發現基因與環境的互動共同影響了血壓、膽固醇、三酸甘油脂等心臟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的變異。我在教育部出版的＜環境與健康＞一書，也再次強調了環境與基因交互作用於人體健康的影響。該書是高中高職環境教育課讀物叢書之一。
我的第二本流行病學教科書是在一九九九年由聯經出版社發行的＜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它是聯經出版社的醫學叢書之一。這本書是紀念我爸爸逝世十週年時完成。記得我剛升為教授的那天，正好是蘋蘋的生日，五月三十一日。我打電話向家父報告這一喜訊。他很高興，當天就寫了一封信給我：「仁兒：今天我特摘錄日文俳句二首，作為您榮升臺大醫學院教授之賀詞。希記住遵照：一、稻穗愈結實，頭部就愈下垂。二、藤花開得愈垂下，越受人仰首觀賞。爸爸字」，家父諄諄教誨我不可驕傲，必須虛懷謙遜。我把這封信印在這本書的內頁。同年六月六日我生日的時候，家父又寫了一封信給我：「仁兒，今天我作一首和歌來慶祝你的生日…」其中有一句是「不惑之年，中研院之路不遠」。由此可知，他深切期望我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可以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很感謝家父給我們子女自由自在的生活環境，我覺得卓越的研究有賴於自由思想的釋放、不受權威學說的束縛、不受傳統技術的羈絆，不受現有時空的限制、不受物質條件的拘束。
我最喜歡的科學家伊薩格．牛頓，在臨終的床上作了這樣的遺言：「我不知道世人對我如何看待，但我自己卻以為我是在未知的真理大海之前，偶遊大海之濱，在海濱上拾一平滑的石頭或美麗的貝殼引為歡喜的小孩。」發現三大運動定律的牛頓竟是如此謙遜地檢視自己。學問浩瀚如海，我們面對真理、面對難題的時候，如果沒有這樣的赤子之忱和好奇之心，是很難在學問上有所精進。牛頓曾說：「我看得更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樣的，我今天如果稍有成就的話，真是要謝謝我的父母親和蘋蘋，他們讓我能夠看得更遠。十九世紀法國的偉大科學家巴斯德也曾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心靈。」我的師長從小給我的啟蒙，讓我準備好我的心靈，來迎接各式各樣新的學術挑戰，以及各式各樣新的研究機會。居禮夫人也曾說：「我鑽研學理，就如同孩提時看童話書一樣，令人驚喜。」
「科技來自人性」是科學家應該省思的名言，我深深覺得作為生物醫學的研究者，應該要「尊重真理、珍視生命、公平競爭、欣賞差異、誠信合作」。德蕾莎修女，曾經寫道：「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不管怎樣，總是要愛他們；如果你做善事，人家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誠實與坦率使你易受攻擊，不管怎樣，總是要誠實與坦率；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不管怎樣，總是要建設。」我有一個好朋友，他是大川冷凍公司的老闆，有一天他在我辦公室的牆上看到德蕾莎修女，我就對他談起修女在加爾各答的行善故事，他毅然決定捐給德蕾莎修女三千歐元，他所寄的快遞信件送到加爾各達的時候，信封被人劃了一刀取走了所有歐幣。這位好心的冷凍庫老闆又拿了三千歐元說：「你再幫我捐一次。」第二次總算如願以償，他也收到了德蕾莎修女的謝函和兩張名片，他送了一張名片給我。德蕾莎修女在名片上寫道：「沉默的果實是祈禱，祈禱的果實是信仰，信仰的果實是愛，愛的果實是服務，服務的果實是和平。」有一次修女應邀在聯合國大會演說：「如果每一個人都從彼此身上看到耶穌基督，內心自然充滿平安喜樂；如果每一個人內心都充滿平安喜樂，世界自然就會和平」。
我記得蘇東坡的一個故事，他跟一個和尚面對面坐著，蘇東坡就問和尚說：「你說我像什麼？」和尚笑而不答，蘇東坡就又急又氣說：「我看你像一堆牛糞。」和尚又笑一笑，蘇東坡又追問一次，那和尚答道：「你像一尊佛。」蘇東坡聽了好開心！回去跟蘇小妹炫耀一番。蘇小妹說：「你心中有牛糞，看人像牛糞；人家心中有佛，看你像佛。」這個故事和德蕾莎修女的演說完全不謀而合，如果我們把每一個人都看作你心中重要的人物，彼此尊重，相互珍惜，社會自然和諧安寧！
流行病學是沒有獨角戲，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我感謝在我的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父母、兄弟姊妹、師長好友。我的學生助理和我一同工作、一同學習、一同成長，他們也讓我得到：「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喜悅。我一路走來，從未有任何高瞻遠矚，也沒有任何智慧能耐，唯有天主是我的最佳編劇和最佳導演。但是祂沒有應許天色長藍、花香常漫；也沒有應許常晴無雨，常樂無苦，常安無慮。但是祂卻讓我生活有力，行路得光，作工得息，試煉得勗、危難有賴、無限憐憫、愛無止息。我希望用下列一段文字來作為今天演講的結語：「從慈親、恩師、賢妻、益友、英才、到愛女，我的牧者讓我實在一無所缺；從啟蒙、受業、深造、研究、教授、到服務，天主舉揚駑鈍的我以光榮祂的聖名。我願榮耀歸於天主；我願嘉許歸於培養我要樂觀、堅忍、謙遜的慈親，教導我要嚴謹、虛懷、淡泊的恩師，以一雙柔弱冰冷而懇切祈禱的雙手扶持我的賢妻；願肯定歸於我密切合作的研究益友、青出於藍的門生英才、善良體貼的寶貝愛女；我願使命歸於自己，繼續奔馳在服務奉獻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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